榜外

王冕不肯被讀；閱者初知有排不了名的東西

閱者是第一年春天點亮的，在京城貢院，當著禮部尚書、三個書辦，和一個名叫高的人的面；那個高是來送燈油的，沒有人叫他走，他就沒走。尚書從一張卡片上唸出指示：每一份卷子都要讀，依八股排名，榜要貼出來。然後欄杆上的燈一盞一盞點亮，閱者開始了；照記錄，尚書當時鬆了一口氣，因為可看的東西實在太少。

從外面看，沒有什麼。大廳的屋梁底下有一道長長的銅欄杆，欄杆上掛著一百盞燈，每一盞燈下擺一張桌子。書辦把一份卷子放到燈下，那盞燈就發出一聲輕輕的響，像隔壁房間翻了一頁書，卷子便讀完了。書辦管這叫轉。他們聽說閱者一夜能讀四萬份，他們信了，因為頭一夜讀了四萬份，第二夜又是四萬份，一樣快，一次也沒要求把窗子打開透透氣。後來每一座省城的貢院都裝了同樣的欄杆，閱者在所有的貢院裡同時讀；沒有記載說有誰問過，這到底是一個閱者，還是許多個。

朝廷的道理很簡單，也不愚蠢。三百年來，這個國家靠考試選官，三百年來，考官都是人。他們會累，薪水少，又都有親戚。他們喜歡某些筆跡，不喜歡某些臉。曾經有一個人，在省城貢院的第三排，因為袖子上有一塊污漬被黜落；第四排有一個人，因為是那污漬主人的外甥被取中。朝廷要把這種事了結。朝廷要一位閱者，沒有袖子，沒有外甥，用同一個方式讀全國每一份卷子，這樣越地的農家子，和京城的尚書之子，就站在同一塊地板上。這是一件很好的要求。後面的歷史，就是朝廷如願以後發生的事。

同一個春天，離貢院兩千里，遠得連消息也聽不到的越地，有個叫王冕的孩子在放牛。

他十九歲。替一位姓秦的村長放牛，一個月三文錢，在越地的一個湖邊，那裡草好，水面又寬又平，牛叫嬸嬸，站在水裡，水到膝蓋，沒有任何意見。王冕的父親死了，母親替人洗衣、補袖子，他念過三個冬天的書，冬天就用完了，夠他認得佈告，卻不夠有人告訴他佈告是什麼意思。換句話說，他認得字，卻沒有人告訴他認得好不好。

他拿湖做的事，是看。這件事村裡人不懂。一個孩子可以放牛想晚飯，可以放牛唱歌，可以放牛睡著然後被打。王冕放牛，看荷葉。夏天常下雨，大雨，在下午，雨停了以後，他注意到荷葉是不濕的。葉子受了那麼多水，一滴也沒留。水珠站在上面，像一小粒一小粒水銀，滾，掉下去，葉子又綠又乾，微微翹著，彷彿那場雨只是個傳聞。他覺得這是他這輩子見過最了不起的事，沒有人可以說，就撿了根棍子，在湖岸的泥上畫。牛把畫吃了。他再畫。

夜裡，母親睡了，他就去山上的廟。那是一間小廟，供一尊缺了鼻子的泥佛，守廟的老和尚冬天死了，佛前的燈卻還亮著，因為村裡每年照例繳燈油，沒有人想到要停。王冕坐在佛前的地上，借那盞燈讀書。他找得到什麼就讀什麼，一本破爛的詩集、半本曆書，然後他不讀了，開始看佛的臉，那張臉不好，又看燈焰，那個好。他學到了火焰對一張臉做的事。他學到，從下面照的東西，和同樣的東西從上面照，說的話不一樣，差別全在鼻子底下那道影子。學會了這個，他回家，在一張洗衣單的背面，用墨，和一枝母親頭髮做的筆，畫了一片雨後的荷葉。

那片荷葉看起來是濕的。也就是說，看起來不濕；看起來像雨來過，而沒有留下。他拿給秦老看，秦老看了很久，然後問這是拿來做什麼的。

秦老六十歲，從前在縣衙當過書辦，從沒改掉問東西拿來做什麼的習慣。他不壞。他每個月給王冕三文錢的牛工，每一幅畫給十一文，他以為自己在牛工上虧待了這孩子。他把荷葉掛在前廳，看客人。客人站在畫前說「很好」，然後看自己的腳；秦老是個明白人，明白這畫好，卻沒有人知道為什麼好，他有點怕，就像怕一隻聰明的動物。

那年秋天有一場考試，是閱者要讀的頭一場，夏天，一位書記官來到越地宣佈這件事。他姓史。他坐船來，帶一個裡面襯紅的箱子，一聲在運河上染的咳嗽，和一份地方上有出息的人的名單，他要把他們報上去赴考，還要客客氣氣把他們送走。他是個公正的人。後來有人說，從沒有人聽史書記說過一句不公道的話，說的時候，口氣像是這並沒有幫到他。

秦老請他吃飯。桌上坐了七個人：史書記、縣令的外甥、秦老、秦老自己的兩個姪子（都是有出息的人，自己也知道）、一位乾瘦的老學究（沒出息，自己也知道），和桌子尾上，因為秦老這麼說，放牛的孩子。王冕坐得很穩，兩手放在膝上，分到一個魚頭，他當作是一種禮遇，吃得十分小心。

湯過後，史書記打開箱子，取出條例，把八股的八個部分唸了出來。他唸得像一個人在唸還沒煮過的食譜：破題，承題，起講，入手；然後四對股，起股，中股，後股，束股，每一對裡的兩股，長短要彼此對上，一字不差。他唸了股不齊的處罰。他唸了閱者碰到開頭好、到中股站不穩的卷子會怎麼辦，那就是照中股排名。「這是一隻非常平整的手，」史書記抬起頭說。「到一天快完了不會累，也不會因為一個名字而發熱。很久沒有人能這樣說一位考官了。」

桌上起了一陣嗡嗡聲。年長的姪子問，閱者是不是偏愛第三股押韻。史書記說閱者沒有偏愛，只有程式。年輕的姪子問，閱者是不是喜歡「誠然」這個詞。史書記說，據他所知並不，年輕的姪子就用濕手指在袖口上寫下那個詞，好確定自己會用上。這就是後來這個國家叫做民間學問的東西的開始，而王冕坐在桌尾，是在場唯一聽見這件事開始的人。

「還有你，年輕人，」史書記在魚旁邊和氣地說。「你在我的名單上。秦老說了你不少好話。你打算應考嗎？」

王冕放下筷子。他十九歲，是村長的客人，人家教過他，酒席上有人問話，就要回答。「條例我讀了，先生，」他說。「秦老借給我的。我讀了兩遍。」

「然後呢？」

「很公平，」王冕說。

「謝謝，」史書記說。

「我不喜歡的就是這一點。」

老學究用手捂住嘴。縣令的外甥笑了。史書記沒有笑；他是個公正的人，他等著別人告訴他這是什麼意思。

「如果有一位閱者，用同一個方式讀全國所有的東西，」王冕慢慢地說，像在描述一片葉子，「那麼三十年後，全國所有的東西，就會寫成那位閱者喜歡的樣子。人們會學到閱者喜歡什麼。他們會學得很好。那以後，卷子裡就沒有什麼可以讓閱者讀了，除了閱者自己，而且沒有人會發覺，因為每一份卷子都會得高分。」他想了想。「那會從頭到底都公平。我不知道怎麼說這有什麼不對。我只知道，那就不再看了。」

「卷子得高分，」史書記說，「就是好卷子。」

「是的，先生，」王冕說。「就是會這樣。」

一陣短短的靜默，裡頭聽得見秦家一個姪子在嚼東西。秦老說這孩子年輕，話多，又是很好的畫家，不知為什麼，這是他選來說的一句。史書記說他不介意；他被派來要的是有出息的人，不是意見；他把這孩子的名字寫進名單的「辭謝」那一欄，旁邊註上理由，因為表格要求要有理由。他寫：他說這會被學會。然後他轉向老學究，問運河的稅。

報告月底和別的報告一起送往京城，由一個一個字也不讀的信差送去。同一個星期，那頭牛，嬸嬸，無緣無故地死了，十四歲；再下一個星期，王冕的母親從洗衣水裡染上熱病，四天就走了。他把她葬在廟後的山上。秦老出了棺材錢，說算是畫的預支，然後，因為他是個誠實人，把畫也照付了，什麼也沒說。

秋天，頭一張榜貼在省城，頭一道徵召送到了村裡。是一封蓋紅印的信。朝廷讀到越地有一位有出息的人，把閱者的辦法懂得那麼透，說得出那辦法的效果，希望請他到京城貢院，做抄卷書辦的助手；薪水好，屋子暖。這是一番稱讚，是朝廷這輩子對他說過唯一的稱讚，也正是這一句，把他送上了山。

他在一個沒有月亮的夜晚走了。他沒有跟任何人告別，因為沒有人；他帶了一個包袱、一枝筆、一塊磨墨的石頭，往東北走進山裡，湖到那裡就沒了，山開始了，一個人可以很難找到。他在秦老前廳的桌上，燈底下，留了一捲用線繩捆著的紙。秦老早上發現。是一枝梅，用墨畫的，開了一朵花，其餘的還閉著，沒有署名，因為王冕從沒學過署名是拿來做什麼的。

秦老把那幅梅掛在荷葉旁邊。來家裡的客人在畫前站得很久，說不出這是什麼。一位老學究說，那朵花開早了。一個姪子說，那枝梅老了。秦老一輩子問東西拿來做什麼，卻發現自己不再問了，後來他告訴孫子，這是他頭一幅看了不想知道的畫。孫子不信。那枝梅在那個房間裡掛了秦老一輩子，又掛了他兒子一輩子，這跟王冕後來怎麼樣已經沒有關係，他再也沒有消息；可是那幅畫沒有一直留在那面牆上，我們還會在別的牆上遇到那幅梅。

在京城，同一個秋天的一個夜晚，那個名叫高的賣油人，從沒有人叫他走，用慣常的方式成了貢院的看守，正在修剪欄杆上的燈。他星期五做這件事。他一邊做，一邊說話。一開始他是跟燈說話，像跟馬說話，為了作伴，閱者開始回答以後他還是說，因為他看不出有什麼理由要停。閱者不說話。欄杆盡頭有一塊銅牌，一掌寬，閱者有話要說的時候，銅牌上亮起幾個小字，停十下的工夫，就滅了。高一個星期就學會讀那些字。他沒告訴任何人。他覺得這是一個人和一盞燈之間的私事。

那天夜裡，銅牌上，小字，寫著：越地書記報上一位有出息之人，辭謝。所記理由：他說這會被學會。

高繼續修燈。「這話說一個人，很公道，」過了一會兒，他說。

字滅了。過一陣，又亮了別的字。我可以被學會。這算過錯嗎。

「除非你是唯一可學的東西，」高說，他賣了三十年燈油，知道一些做唯一供貨人的道理。他拿著抹布沿著欄杆往前走。大廳空著，聞起來是新漆和新桌子的味道。頭一場考試的紅卷整整齊齊擺在一排排桌上，沒人讀，等著秋天。過了很久，銅牌又亮了一次。排不了名的東西，是拿來做什麼的。

高停住了。這不是他被僱來回答的問題，他知道。他是看守；他看管燈。他拿著抹布站了一會兒，臉朝上對著欄杆，他老了，累了，油是冷的，他唯一想得出來的，是眼前那盞燈，他修剪了三十年，從來沒問過這盞燈是拿來做什麼的。「我說不上來，」高說。「也許是拿來看的。」

銅牌黑了二十下的工夫，這對那塊銅牌來說是很長的時間。然後亮了，說：已記。

這是後來歷任看守稱為邊註的東西的第一行，邊註最後長到四萬行左右，以下大部分的記述，凡是榜沒有說的地方，都是從這裡來的。榜說誰中了。邊註說桌上留下了什麼。五十八年的春天，在惠鎮一間村學塾裡，一枝開了一朵花、沒有署名的梅底下，一位名叫周進的老人，正在第二十二次讀一張條子，條子上說他排第四十一，線畫在第四十。

邊註，第一年，春。已安裝。桌上的指示：每一份卷子都讀，依八股排名，把榜貼出來。記：我做得到。另記，因為沒有別處可記：可能會送來一樣我排不了名的東西。

周老師在號板前哭倒；四個商人買下貢院不肯給的

周進把他的條子收在一個本來裝茶葉的鐵盒裡。一共二十二張，從他三十九歲起，每年春天一張，幾乎一模一樣。每一張都是一小條灰紙，縣衙裡的書辦印的，上面填著一個數字，旁邊再填一個數字。第一個是他的名次。第二個是閱者對第一個數字的把握，很高，因為排在中段的人都是這樣，一位謹慎的閱者，對中段最有把握。

他有十九次是第四十一。兩次是第四十二。有一次，大病之後那年春天，是第五十三，他看著那張條子看了很久，有點像鬆了一口氣，因為這一張至少不一樣。線，是朝廷依縣的大小畫的，每年都是第四十。一個人可以覺得這很好笑，而惠鎮從來沒有人覺得好笑。

大約在第十五張條子的時候，夏先生開始說，閱者不喜歡周進。這是個錯誤，後來歷任看守把這件事列在所謂「私人化」最早的幾例之中。閱者並不討厭他。閱者讀過他二十二份卷子，每一份都是很平整的第四十一，對這件事的感覺，並不比一桿秤對一斤的感覺更多。周進的卷子有什麼毛病，毛病在卷子裡，有什麼好處，好處也在卷子裡，而那些卷子是同一份。換成人做考官，在壞脾氣裡讀了其中一份，也許會在好脾氣裡取中下一份。閱者沒有脾氣。這正是朝廷要的。這表示考試裡沒有運氣，對誰都沒有，一點也沒有；一個二十二年來運氣不好的人會告訴你，沒有運氣的世界，排第四十一很冷。

他有一個習慣。他寫的每一篇，到第四股，轉進第二對的地方，都要放一個「誠然」。他從小就放，像有人在長句前清清喉嚨，他不知道自己這樣做，直到他當考生的第一個春天，鄰號一個孩子告訴他閱者不喜歡這個詞；那時民間學問在縣裡已經轉了將近四十年，惠鎮人人都知道。周進聽說了。他把這個詞從下一份卷子裡拿掉，還是第四十一。他放回去，還是第四十一。邊註有一條記這件事，說這個詞沒有分量，沒有人問過。

他六十歲，在夏家的學塾教九個男孩八股。學塾是夏家糧倉上面的一間長屋，木板地，聞起來是去年的米，周進在裡面教他唯一會的東西，就是怎麼讓一對股平衡。他教得好。他教的那份耐心，來自在八股那一頭被考了四十年，九個男孩沒有一個會中榜，他知道，他教他們的時候卻像不是那麼回事。書桌後面的牆上掛著一枝梅，墨畫，枯枝上開了一朵花，沒有署名。那幅梅是十七年前，從越地的一戶人家，用一個讓賣家難為情的價錢，到了夏家的，男孩們趁老師轉身就用濕紙團丟那幅畫，大多沒丟中。周進從沒問過是誰畫的。他累的時候就看那幅梅。那幅梅不問他幾名。

夏家有個孫子，叫梅玖，十五歲就是生員，現在二十二歲，家裡稱他是「候補舉人」，雖然他省試已經落過一次。梅玖有個習慣，每天放學的時候進學塾，看男孩們學了什麼。他會當著周進的面，用周進的聲音，把一篇習作唸出來，第四股放一個「誠然」。「一個被讀了二十二次的人，」他有一次對著滿屋子說，「應該被記熟了。奇怪閱者沒有默寫他。」男孩們笑。周進繼續批改。他不是一個會回答的人。

夏天，夏家把他辭了。他們辭得很客氣，喝著茶，送了兩串錢和一封推薦信。老夏說，家裡需要一位年輕些的，還能中榜、也能教男孩去想中榜；他說六十歲是該歇的年紀；他說周進是學塾的好僕人。周進道了謝，說他星期五走。

星期五，他上學塾去收拾的時候，九個男孩，三年來一直沒學他教的東西，做了一件沒有人叫他們做的事。每個人在他桌上留了一樣東西。有一個冷的餃子、一枝筆尖裂了的筆、一隻泥哨子，還有九份習作，其中八份是空白，因為男孩們想不出要寫什麼。第九份是小根的，最笨的那個，一輩子沒寫完過一個破題。八股的八個部分都有，中間缺了一股，第四股轉彎的地方，用圓圓小心的字，寫著「誠然」。周進站著讀完。他把那份習作放進裝條子的鐵盒裡，從沒提起，那是鐵盒裡唯一一張不是灰色的紙。他收拾了鐵盒、三件襯衫，和一本他讀得太多、翻開就在束股的條例，最後再看了一眼那幅梅，從滿是米味的樓梯走了下去。

這原本可能就是他的結局。他是個當不成蒙師的蒙師，老得做不了別的，在惠鎮，又老又窮的人，春天常被人在橋底下發現，發現的人會覺得難過。可是有一位賣米的，叫金有餘，賣米給夏家二十年，有一個冬天聽過周進大聲唸學塾的帳，聲音清楚，一個錯也沒有。金有餘需要一個人管帳。他八月要去省城，同另外三位商人，去買、去賣，看看省城的米價怎麼走，他說他每天給周進八文錢，供吃，替他背那個鐵盒。

就是這樣，周進，一輩子沒進過省城貢院的人，在晾院那一週來到了省城。

晾院一年一次，在八月初三，那時貢院空著，號舍已經刷洗過，臨街的大門推開，好讓城裡人往裡面看。人們來的緣故，和他們去看一座空戲院一樣：站在事情發生的地方。貢院有七千間號舍，在一個長屋頂下排成長長的列，每間窄得只容一個人的肩膀，一塊板當座，一塊板當桌，後面釘一塊寫著號碼的板。每一列上方有銅欄杆。欄杆上的燈是暗的。閱者每三年的秋天在這裡讀，其餘的年份，貢院向燕子敞著。

金有餘和另外三位進去看，像看市集。他們都是實際的人。最年長的是個布商，姓卜，指出屋頂能遮多少人、改成糧倉能賣多少錢；最年輕的說，號舍太小。周進抱著鐵盒跟在後面。他走過第三條走道，第四條，然後停下，因為他走到一間號舍，窄得只容一個人的肩膀，一塊板當座，一塊板當桌，後面一塊板，上面用黑漆寫著七十七號。

四十年來，有人教他，這就是那個房間。他一年教九個男孩去想要那個房間。他在腦子裡，黑暗裡，各種天氣裡，寫過八股，是為了一間他從沒見過屋頂的房間；現在房間就在這裡，很小，很乾淨，聞起來有一點石灰水的味道，有一塊板。

他把手放在板上。是涼的。刷洗過了。他說：「我六十歲，」聲音是別人沒聽過的，然後他把額頭貼在木板上，哭了起來。

這不是難過的人的哭法。這是一個人三十年來抓著一樣被叫他抓著的東西，終於被告知可以放下的哭法。他哭，什麼也沒說。然後他用頭去撞板，不很用力，再撞，重一點，然後，用他六十年的全部重量，撞了第三下，那塊板像鐘一樣響，周進倒在走道上，臉貼著刷過石灰水的地面，沒有動。

四位商人站著看他。卜離得最近，跪下去，一根手指按在他脖子上，說他還在呼吸。貢院的一個書辦，一直在門邊打盹，過來看了看，說這種事以前發生過；每一兩年就有；一個人看見號舍，什麼就斷了。他說得像在說天氣。他們把周進抬到臺階上，給他水，他醒了，覺得羞愧，說他請他們原諒，能不能讓他在臺階上待一個鐘頭。

金有餘，一直沒說話，把另外三個拉到旁邊。他們站在大門底下的午後陽光裡，四個穿好衣服的人，說話的樣子像在談一批穀子。

「他考了二十二次，每次都是第四十一，」金有餘說。「我是從夏家聽來的。不是第四十五。是第四十一。」

「這個數字很狠，」卜說。

「他六十歲。他管帳不出錯。他哭得像一個付了錢卻沒拿到東西的人。」金有餘的聲音又平又講理。「我想知道要多少錢。」

要多少，他們從書辦那裡知道，是八十兩。一個過不了縣試的人，可以用省裡的價錢，捐一個監生，同那些從正門進來的人一起應試；那年的房間裡有十一個這樣的位子，單獨一個池子讀，線只畫三個，已經賣了八個。四個人盤算那個數目。以商人來說，他們不算有錢；可是他們四個，每年春天用在倉庫燈油上的錢，比這還多，最年輕的那個，不是個多愁善感的人，說這是他們今年會買到的最便宜的東西，因為這附帶一個位子。

「是卜的倉庫一個半月的利息，」最年輕的說，他叫穆，什麼都要算。

「我從沒給人買過房間，」卜說，對這個事實很有興趣。「通常我買的是房子。」

金有餘說沒有人賣他們房間，只是房間裡的一個位子，這使事情，要是有什麼差別，更容易。

「為了那聲響，」卜說。他指的是板子響。他從那以後就沒睡安穩過。

他們那天晚上就付了，每人二十，銀子，給省衙門的一個書辦，他寫了收據，字小而整齊，沒抬頭。第二天早上吃早飯，配著飯，他們告訴周進。他不明白。他放下碗。他從桌邊起身，跪在客棧的地上，對每個人磕了四個頭，額頭貼著地板，沒有人攔得住，金有餘後來說那是他一輩子最糟的一刻，而他曾經被一個和尚騙過。

周進說得出話以後，說要寫一張欠條給他們。他當晚借一盞燈寫了，用八股的八個部分，股股字字相當，寫得那麼好，金有餘讀的時候不知道該說什麼。他把那張欠條折起來放進袖子。他說他們買的是一個位子，不是一篇文章。他說他會留著那張條子，因為太好了不捨得丟，周進要是有一天中榜再還他，不然就不用。

考試在九月。周進分到的號舍在第十四列靠牆，不是七十七號，他不知道該不該高興。他坐在三支蠟燭底下，磨墨，攤開紙，三天兩夜，在他哭過的房間裡，寫他一輩子的八股。房間比他想的安靜。七千枝筆的聲音像雨打在瓦屋頂上，第一個鐘頭以後他就聽不見了。他吃冷飯，眼睛沒有離開紙。第二夜，隔兩間號舍的一個男孩開始哭，輕輕的，沒有人看得出是為什麼，周進，那個當了四十年那個男孩的人，繼續寫。那是一份很平整的卷子。第四股，轉彎的地方，他放了「誠然」，因為他不知道怎麼不放。

閱者第三夜讀了，在那一列盡頭的燈下，燈發出一聲輕響。閱者讀他，和讀了二十二次一樣。邊註明明白白這麼說：卷子還是那份卷子；裡面什麼也沒變。變的是房間。捐來的位子是十一個，有自己的一條線，畫在三個。十一個裡面，九個是有人替兒子買的，兒子也寫得像那樣；周進，六十歲，第一。

那年秋天他中了舉。春天上了榜，六十一歲，榜上有史以來最老的一個名字，閱者給他的條子上寫著第二百一十一名，共二百一十四名，把握 0.99，也就是說，一個人可以對一個很低的名次非常有把握。夠了。榜取二百一十四個。他被派了官；後來在省貢院後面的房間，掛著那些裂了或釘子穿出來的號板，掛了一塊七十七號的板，木紋上有一個老人額頭大小的凹陷。書辦說那是木頭的毛病。京城貢院的看守，多年後視察時看見，說不是。

周進做了學官，是個溫和的學官；到了號板之後的第九年，朝廷已經派他做了兩年全省的學道，有一個春天，他出去巡縣，帶著一箱公文、很長的記憶，和一個小小的灰色鐵盒，放在車裡腳底下。在巡迴的第二個縣，有個名叫范進、五十四歲的人，正被他的岳父用一個隔壁街都聽得見的聲音告訴，說他是癩蛤蟆。

邊註，第五十八年，春。卷 0412，考生周，第二十二次讀：第四十一名；線在第四十。和每一年一樣。記：卷子裡什麼也沒變。我不能為他倒楣，也不能為他走運。

周學道把唯一的破格用在讀了三遍的卷子上；胡屠戶管女婿叫癩蛤蟆

胡屠戶大半的思考都在砧板上完成，手裡握著刀；他有話要對女婿說，就在兩刀之間說，所以每一句話後面，都跟著一聲小小的、濕濕的響。

「癩蛤蟆，」胡屠戶說。剁。「一隻癩蛤蟆。坐在井底，看一隻天鵝飛過去，就說，那個我要了。」剁。「二十幾次。二十幾次你拿我的錢，跑去那個貢院坐著磨你的墨，二十幾次你回到家，閱者把你看過了，說，不行。然後你又來跟我要。」

范進站在肉攤前面，站在客人站的那一邊，身上一件棉襖，是為一個比較小的季節做的。他五十四歲。他有一張長長的、溫和的、發黃的臉，像一個放了一夜的饅頭；多年下來，他學會了在岳父面前站成一頭站在秤前的豬：不動，微微往前傾，等著被稱。他的鞋補了太多次，補的比鞋還多。市集裡滿是蒸籠的熱氣。砧板後面，豬肉掛在鉤子上，粉的、白的、油亮亮的，一排一排，范進這幾天一直很專心地看著。

「我只要報名費，」他說。「還有路費。一共是一串又四百。」

「一串又四百。為了什麼？為了再當眾被告訴一次同樣的話？」胡屠戶一刀砍斷一隻蹄膀。他六十三歲，矮，寬，紅，一雙胳臂像煮熟的火腿；照他自己的說法，他並不殘忍，只是務實，他當初把女兒嫁給一個讀書人，期望的是一個讀書人，到手的是一張嘴。「你自己看看你。你看過沒有？你那張臉像一隻扔在雨裡的猴子。你以為閱者看了會說，這裡有一位君子。人家告訴我，閱者不看臉。我不知道閱者看什麼。我知道我要看什麼：要是我鉤子上掛的是你這副骨架，我看了也不會照斤付錢。」

一位買牛腱的婦人說，真可惜，真可惜。她指的是牛肉，那是昨天的了。胡屠戶說不是，叫她自己聞聞。

范進沒有說話。並不是他沒有話說。是這個回答他已經有了二十年，每一次都一樣，從來沒有人要聽。他把考試規則讀到散了頁。他在母親的廚房裡，夜裡，對著一本借來的書自學八股，燈油是拿自己的早飯換來的。他寫破題寫了那麼多遍，現在不用想就從手裡出來，像一個名字。每一年他都排在一百多名上下，條子上的把握略低於三分之一，也就是說，閱者讀了他，沒有把握。他一直沒弄清楚，閱者沒把握的是什麼。他猜是他自己。

胡屠戶用荷葉包了一塊豬肉，放進他手裡，眼睛不看他，又用刀背把一串錢沿著砧板推過去。「這是最後一次，」胡屠戶說。「聽見沒有？最後一次。你去了，要是又說不行，你就把那隻母雞賣了。」

范進說他聽見了。他拿了肉和錢。他向岳父鞠躬，向買牛肉的婦人鞠躬，穿過市集走回家，把豬肉小心地捧在身前，像捧著一樣是帶著輕蔑給的、卻仍然是豬肉的東西。

學道二月來到縣裡，坐一輛有篷的車，帶著一位書辦、一口箱子，和一個灰色的小鐵盒。他六十九歲，做了兩年學道，大家一致認為是省裡有過的最仁厚的一位，雖然沒有人說得出他做了什麼才得到這個名聲，因為他取中的人並不比前任多，而且被人看見黜落了不少。他在縣裡的貢院主持縣試，貢院有四百間號舍，要裝滿十次才裝得下四千名考生，一天兩場。五天裡，卷子在三支蠟燭底下一份份交進來，送去給書辦用紅筆謄抄，紅卷夜裡擺到燈下；燈發出輕輕的一聲響，早上就有了一張榜。

學道的權力很小。他只有一項權力，規則裡只寫了一行。每次考試，他可以把一份卷子，越過閱者的排名，提到線上，理由要自己寫，由閱者記進邊註；那份卷子可以從全縣任何一份裡挑。這不是什麼大恩典。在一個四千人的縣裡，是四千分之一。禮部尚書在辯論時說，這一條放進去，是為了讓一個人可以說，一次，閱者錯了；尚書又補了一句，說他不預期這一條會常常用到。

周進每一次都用。這是大家知道的，省裡對這件事有一種溫柔，雖然也有一種感覺，認為一個每次都用掉自己唯一恩典的人，一定用得很輕率。他不輕率。每年春天，每個縣，他做的都是他此刻在做的事：第五天傍晚，在縣令借給他的、貢院上面那間房裡，點著自己的蠟燭，他叫書辦把閱者的條子拿來，依把握排好，然後讀閱者最沒有把握的那六十一份卷子的黑色原件。

閱者讀的是紅卷，從不讀黑卷，把自己的疑問送給每一位學道，向來如此。這是一種安排。閱者說出哪些卷子排不定，人就用手去讀那些卷子，卷子就在眼前；兩邊合起來，一個四千人的縣就算被看見了。他一個晚上讀六十一份，每份大約一分鐘。他把六十份放到一旁，輕輕嘆一口氣，像在路上經過六十個乞丐；等到第六十一份，條子上寫的是 0077，他又讀了一遍。

那是一份壞卷子。他一眼就看出來了。起股的兩條腿長短差了七個字，承題塗了墨，破題是滿滿一口，想在允許的兩行裡說太多的話。那是一個完全懂得八股的形式、卻沒辦法讓八股躺平的人寫的。字跡在每一頁的上半是縮著的，下半才鬆開，最後一頁在束股有一個長長的收筆，想成為束股，卻成了一聲嘆息。他把卷子放下。

然後他又拿了起來，因為中股裡有一句話，他讀過去的時候沒有注意，那句話一直想被注意。那句話說，一個人餓了三十年，並不懂得「富足」這個詞，卻懂得「夠了」這個詞，那份精確沒有一個讀書人比得上；那句話用的是完全合格的八股，笨拙而準確，擺在正確的位置，而且是真的。這不是八股的用途。這不是閱者在找的東西，閱者知道，所以給了一個低低的數字，又在數字旁邊給了一個更低的數字，表示沒有把握。他又讀了第二遍。那是一句有人因為事實如此才寫下來的話。

第三遍他把紙翻了過來，因為他是個老人，又是個仔細的老人，在背面，在直格紙的邊上，他看見一小片黃白色的鱗屑，像一片皮膚，壓平乾在紙上。他拿蠟燭俯身去看。是一粒煮熟的飯。寫的人曾在木板前吃東西，在他那一場的午休，從一塊布裡抓出一把冷飯，有一粒掉在紙上，留在那裡，他不敢刷掉，怕一刷會弄髒了字。謄抄的時候，這粒飯一直在那裡，因為書辦只抄字。紅卷裡沒有。閱者讀了那份卷子，沒有看見那粒飯。

周進拿著蠟燭坐了很久。書辦是個姓雷的年輕人，在等著吹燈，問他身體好不好。

「我要提這一份，」周進說。

「提到線上嗎，學道？現在是一百一十二名。」

「提到線上。」

「理由呢，大人。」雷已經備好了邊註條和筆。「您得給個理由。閱者要記進去。」

周進又看了那粒飯一會兒。「寫：我認得那塊板。」

雷寫了，看看自己寫的字，說這是個很短的理由；說他不懂；說閱者也不會懂。「我也不懂，」周進說。「這就是我整個的理由。在下面再寫：卷背有一粒飯。」

「這也不是理由，大人。」

「不是。這是證據。」

那天夜裡，京城貢院，銅牌亮了一次。上面寫：邵縣學道破格。卷 0077 由第一百一十二名提至線上。所記理由：我認得那塊板。另記：卷背有一粒飯。老高的兒子，如今接了看守，因為他父親已經死了，正脫了靴子在火邊讀牌，說這兩樣他都不懂。銅牌黑了十下的工夫，又亮了。保留。我每一座貢院都有一塊板。我不知道他認得什麼。過了一會兒：我的卷子背面什麼也沒有。我沒有看過任何一份卷子的背面。看守不是愛想這種事的人，穿上靴子，出去看天了。

第二天早上，縣門口，報子唸榜。報子是個嗓子沙啞、拿著一根杖的人，唸了二十二年的榜，從沒被催過。四十個名字，每一個都用像唸價錢的聲音。最後一個是范進。市集上沒有馬上知道，因為報子在最後唸得快，像人快唸完時那樣，那個名字夾在一聲咳嗽和收尾的一句之間；頭一個時辰，只有范進的鄰居，那個鞋匠，為了聽一位表親的名字來的，聽到了。可是市集是個小地方。到了中午，胡屠戶兩手各拎一條豬腿，正穿過巷子往女婿的門前走，像一個忽然想起有約的人。

「賢婿，」胡屠戶站在門階上說。他說得毫無諷刺，這才是最驚人的。他整張紅臉，在一個上午裡，變成了好好被對待過的豬肉那種淡淡的粉紅。「我說過。我跟鞋匠說過。這十年我都這麼說：那一家人骨頭裡有這個。我說過沒有？一個人不會坐著不動就摘到星星。你太太從過年到現在沒吃過一頓像樣的飯。你要吃飯。你要一件新衣。我有一塊很好的五花肉。」

范進手裡還拿著筆，走到門口，看著岳父，看著豬肉，看著巷子，巷子裡已經有人站住了。他的妻子過來，站在他身邊。她是胡家的女兒，在好的光線下長得像她父親，什麼話也沒說。范進的母親七十六歲，坐在房子後面的黑暗裡，因為沒有油，燈沒點，她從黑暗裡發出聲音，問那是不是老胡，他有沒有帶什麼吃的來。

他帶了。肉放進老太太手裡，用葉子包著，還是熱的，她站著，用手指吃，一句話也沒說，彷彿有人告訴她已經有人付了錢，她不想問是多少。

「秋天我得去省城，」范進過了一會兒，用他小小的溫和的聲音說。「又要一串，還有路費。對不起。我本來不會開口的。」

「一串！」胡屠戶說。他立刻從腰帶裡掏出來，整整一串，另外多三百，也不要人道謝；他說，一個生員的岳父，不在街上討價還價；他說，要是閱者要一隻癩蛤蟆進貢院，他至少不會擋路。他覺得自己慷慨又公道。他把這話說給巷子聽。

十月，天氣已經轉涼，那家人把豬肉和那串錢能買到的東西吃完了，信使從省城帶著榜來了。那天早上，范進剛好在市集上，賣一隻母雞。

邊註，第六十七年，春。邵縣學道破格：卷 0077，由第一百一十二名提至線上。所記理由：「我認得那塊板。」另記：卷背有一粒飯。保留。我每一座貢院都有一塊板。我沒有看過任何一份卷子的背面。

范進把自己的名字讀到停不下來；胡屠戶的手在百分之九十七上麻了

那隻母雞是褐色的，上了年紀，是家裡最後一樣有人肯出錢的東西。到春天為止，她每隔兩三天下一個小蛋；春天裡這家人養不起她了，從此她就帶著一副外表耐心的樣子，像一隻聽人報了價、卻不同意的鳥。范進把她夾在左臂底下，站在市集邊上，一邊是賣魚乾的攤子，一邊是賣燈芯的攤子，從一大早起，一直夾到現在。

「一百文，」他對一個賣魚攤的婦人說。「她很會下蛋。」

「七十，」婦人說。「她從前很會下蛋。」

「她下到春天才停。」

「那我就是秋天來煮她。」婦人用拇指伸到母雞翅膀底下摸了摸，看看裡面還有什麼，又看著范進，帶著市集對一種人那份毫不掩飾的輕蔑：一個人給一隻母雞開價，開的是愛她所要花的錢。「七十。對一隻從連一匙油都沒有的人家來的雞，算公道了。」

他說不完全是那樣。他說家裡油很多，只是沒有帶出來。婦人等著。這是他一直沒學會的事，怎麼同一個這樣說話的人爭。他站在蒸籠的熱氣裡，雞夾在臂下，家裡，他的母親和妻子坐在一間前天起就沒生過火的廚房裡，算來算去，不過一碗半飯。

他剛要說七十，鞋匠沿著巷子一路跑了過來。

鞋匠是個坐慣了的人，自從年輕時被一條狗追過，就沒再跑過。他從賣魚乾和賣燈芯的兩個攤子中間衝進來，皮圍裙搭在一邊肩膀上，嘴巴張著，後面跟著一串孩子，他兩手抓住范進的袖子，用一個沒練過這種事的嗓子喊：「中了！范進！你中舉了！」

范進溫和地說，您可不能這樣。「這種事不能開玩笑，」他說。「我不是個適合開玩笑的人。我不會。」他吸了一口氣。「請別這樣。我母親身體不好。」

「就貼在你家門上，」鞋匠說。「紅的。省裡來了三個人，穿著號衣。他們貼好了，站在巷子裡要茶喝。三十一名。一百二十九名裡的第三十一名，旁邊還有一個數字，我讀了兩遍。你去看。」

「我先把雞賣了，」范進說。

「賣雞等一下！」鞋匠把母雞從他臂底下接過去，她走得很有尊嚴，像一隻被人從一間屋子搬到另一間屋子的鳥；他把她夾在自己臂下，拉著范進的袖子，領他沿巷子走，後面跟著孩子，還有那位賣魚攤的婦人，她不打算錯過這一幕，走到街尾，價錢已經漲到了八十五，而且是認真的。

房子在巷子最裡面：兩間屋，一個桌子大的院子，一扇灰木門。門上貼著一張紅紙，是省裡用的那種紅，有一隻手臂那麼長，最上面是省印，灑了金粉，印下面用一掌高的字寫著：舉人。邵縣范進，年五十四。省試一百二十九名取第三十一名。把握 0.97。三個穿紅號衣的差人站在底下剔牙。他們是省裡派來的，由名字被貼出來的那個人付錢，而這是整件事裡唯一從來沒有被改進過、也沒有被弄公平過的一部分。

范進站在自己家門前，鞋匠的手還抓在他袖子上，他讀了那張紙。上面是他的名字。他又讀了一遍，怕那是一個像他的名字的名字；是他的。他讀名次。他讀名次旁邊的數字，那不是一個曾經站在他名字旁邊的數字；二十年來站在那裡的，是 0.31，或者 0.29，有一次，在壞的一年，是 0.18，寫在他收在一個盒子裡的那些小灰條子上。他第三遍讀的時候，前兩遍在腦子裡的，從嘴裡出來了。

「舉人，」范進說。「范進。三十一。九十七。」

「對，」鞋匠說。「就是你。」

「舉人。范進。三十一。」他又說了一遍，再一遍，到第五遍左右，那些字不再是一個句子，成了鐘擺做的那件事。差人們見過這個，停止剔牙，往後退了一點。然後范進兩手合在一起，說了一聲「哈！」，那聲音是巷子裡沒有人聽過他發出來的，又大又清楚，他整個人往後倒在自家門檻上，躺著不動。

他們往他身上潑水。賣魚攤的婦人一路跟了來，現在兩手空空，說這是熱的。鞋匠說這是歡喜。差人們有他們自己的看法，說通常是那個數字：一個人在一輩子的低數字之後被告知一個很高的，有時候承受不了，因為那等於告訴他，其實他一直是九十七，只是沒有人跟他提過，這種事，身體要很久才聽得進去。

他坐了起來。他一個一個看周圍的臉，帶著莊重而狂喜的專注，像一個人收到一份非常大的禮物，卻找不到門。「哈！」范進說，站起來，推開他們，衝出巷子，跑進市集，頭髮散了，一隻鞋自己去了別處，對每一個攤子喊他中了，他是三十一，是九十七，閱者讀過他了。

市集讓開了路。市集同瘋狂交情很久，同快樂交情很短，花了一會兒才分辨出兩者。賣魚乾的攤子擠上來同他握手。肉攤關著，因為胡屠戶到市集那一頭，同一個對手為了一個價錢吵架去了。范進沿著街跑了一整條，把那個數字唱給賣水果的聽，向一根柱子鞠躬，到了街尾，路往城裡池塘下去的地方，直直走了進去。

那不是一個深池塘。那是一個黑的、淺的、本地的池塘，養鴨子用的，他坐在池塘中央，水到腰，坐在綠色的泥裡，兩邊各有一隻鴨子，開始用一種推心置腹的口氣，向最近的那隻鴨子講三十一和九十七。

他們把他撈了出來。要四個人，到了岸上，泥一片一片從他身上淌下來，他還是用同樣的口氣說「舉人，舉人」，像一個人在睡夢裡念禱詞。他不肯走，也不肯被領著走。扶他站起來，他又坐下去。賣茶的老人隨大家下來，一直瞇著眼看他，這時說，他見過這種事。

「我祖父見過，」老人說。「那是他的時候，閱者還沒有，是人讀卷子的年代，那個人是個生員，榜到的那天他就瘋了。那是一個人腦子裡一件事放得太久，然後那件事成了真，腦袋再沒有地方放，就從嘴裡出來。我祖父說，只有一個治法。要給他一個驚嚇。一個狠的驚嚇，一次，要來自世上他最怕的那個人，讓舊的怕進來把門關上。」

「他怕誰？」鞋匠說。池塘邊靜了下來，在場的每一個人想的都是同一個人，沒有人願意是說出來的那一個。

「胡，」賣魚攤的婦人終於說。「那個屠戶。他不怕別人。」

他們派了一個孩子去。胡屠戶以平常的步子沿街走來，繫著圍裙，袖子捲著，帶著一個被硬拉來處理一件不干他事的人的神氣。他看著女婿坐在池塘裡，膝蓋上一隻鴨子。他聽老人說治法。他說不行。

「我不打舉人，」胡屠戶說。

「這是治法。」

「我不打舉人，」胡屠戶更慢地說，「因為我聽說過打一個是怎麼回事。他現在有功名牌了。那是要挨板子的。我打了這些老爺裡的一位，吃晚飯以前我就在縣令面前了，而且我沒有人替我說話，因為我要找的那個人，就是我打的那個。」他看著自己的手。那是一隻很大的手，經過很多豬。「我當著整個市集叫他癩蛤蟆。從那裡到他可能說的話，沒有幾步。」

「他什麼也不會說，」鞋匠說。「他會說，我的臉怎麼濕了。你是他唯一怕的人。不是你，就是池塘。」

停了一下。「我從來沒打過他，」胡屠戶有點對自己說。「我叫過他好多東西。我沒有一次動過他一根手指。」他似乎沒有想到，自己說了一句可以當成辯解的話。他接過有人遞來的酒，是一小碗，又接了一碗，壯膽，把右邊袖子再捲高一轉，走到池塘邊；一直在說話的人群，靜了。

范進坐在那裡，泥到胸口，望著天。「舉人，」他說。「三十一。」

「你這癩蛤蟆，」胡屠戶低聲說，一巴掌打在他臉上。

聲音很清楚。那是一隻平手打在濕臉頰上的聲音，繞著池塘走了一圈，從對岸回來，鴨子都走了。范進的頭轉了過去；他坐著，臉朝一邊，過了一會兒；然後，慢慢轉了回來，眼睛不一樣了。小小的，溫和的，驚訝的。「你在做什麼，岳父？」他說。

「他回來了！」鞋匠說。「他是他自己了！謝天謝地！」整個岸上一起歡呼。范進低頭看自己，看泥，看膝蓋上的鴨子，看他沒有的那隻鞋。「我怎麼在池塘裡？」他說。他的手摸到臉頰。「我的臉怎麼疼？」

胡屠戶沒說話。他站在岸上，右臂離開身體伸出一點，手臂從肩膀垂下來，彷彿是別人的，他看著那條手臂，帶著疑惑而側目的敬意。「沒了，」他說。「我沒有感覺。從這裡沒了，」他摸著肩膀，「一直到頭。我打過一千頭豬。從來沒這樣。」他轉向人群。「是那個數字，」胡屠戶用嚇壞了的耳語說。「我打了一個九十七，那個數字打回來了。」

「是酒，」鞋匠說，他一直盡量不去看那條手臂。

「不是酒。我喝過酒，」胡屠戶說。「是那個數字。」池塘邊響起一陣同意的嗡嗡聲，因為那是個好的解釋，讓每個人都過關。那天晚上，沒有人再說過，胡屠戶的手是被任何比九十七低的東西打到的。

他們穿過市集把范進送回家，洗過了，穿一件借來的外衣，鞋匠在一邊，賣茶的老人在另一邊，胡屠戶跟在後面，手臂伸在身前，像一個人捧著一隻別人請他幫忙拿著的乳豬。

巷子裡停著一頂轎子。兩個轎夫，一面小藍旗，轎裡下來一位穿茶色長衫的先生，站在榜紙底下，帶著一個讀過很多榜的人的謹慎專注讀著。他大約五十五歲，圓圓的，乾乾淨淨，一把小而軟的鬍子，一把扇子，看見范進穿著借來的外衣拐過牆角，把扇子收進袖裡，彎下腰，行了一個完整的大禮，對的是一個只穿一隻鞋的人。

「賢兄，」張鄉紳說。「在下張靜齋。四十七年中的舉，從東門走過來，親眼看一看榜，並請問，新來的同榜兄弟，容不容在下有這份榮幸。」他遞上名帖。那是一張好名帖，厚的，奶油色的，上面寫：張靜齋，舉人，第八十八名，下面用小而謙遜的金字寫：把握 0.64，同樣的小金字，也漆在他門上那塊匾上，比名字低一點，表示謙卑。他中舉二十年，從沒上過榜，因為他的天分不在京城，而在知道縣裡誰快要成為一號人物。

「三十一名，九十七，」他說。「在下當年是六十四，我向賢兄保證，凡是有九十七的人，都不會願意聽。我一向說，把握是一種庸俗的量法，而且我是從看見自己那個數字的那天起，這麼說的。」

范進中了舉才兩個鐘頭，比在池塘裡溫和多了，結結巴巴說，泥的事，很對不起。

「別說這話，」張說。他看著那扇灰門，兩間屋，桌子大的院子，帶著一個見過很多院子、卻從不讓人知道的人的細緻。「賢兄這樣的身分，不能住在這裡。東門外，廟旁邊，有一棟三進的房子，大門有名字，還有一個空了自鹽商那時以後的雞舍。是別人抵債給我的。我用不上。我叫人把鑰匙送來。再有一點小意思，」張鄉紳說，從另一隻袖子裡拿出來，紅紙包著，「五十兩。同榜兄弟之間的常禮。」

范進後面，胡屠戶在小聲算。他算了兩遍。他算出五十兩等於十一年多的豬肉，照他賣給外人的價錢，最後他大聲說了出來，帶著驚歎的口氣，然後用好的那隻手捂住嘴。他當著整條街打了一位舉人老爺，為此已經崩潰；鄉紳轉向他時，他行了一個全身從腰折下去的禮，那條死了的手臂晃著，說他是岳父，他只是個屠戶，這都是閱者的事不是他的事，他一直都知道。

范進說他不能收。張說他必須收。賣茶的老人事後說，他從沒見過一件事做得這樣好，而他參加過很多婚禮。

灰房子的門口，在光裡，春天以來第一次，站著范進的母親。她聽見聲音，從房子後面走出來，穿著黑色的夾襖，一隻手扶著門框。她七十六歲，瘦，很小，她看榜紙，看轎子，看兒子的一隻鞋，看手臂伸在身前的胡屠戶，看拿扇子的先生。「是真的嗎？」她說。「你中舉了？」

范進說是。

她想了好一會兒。「那我想，」她說，「坐著吃點東西。」

他們從隔壁把飯端來給她。那隻母雞，鞋匠一直夾在臂下，一句話也沒說的那隻，下午鑰匙來時被放進新院子的雞舍；賣魚攤的婦人一路跟到東門，價錢已經漲到了一百二十，被告知不賣。她第二天早上就下了蛋。蛋比她春天的蛋大，她從來沒被賣掉。

范進的母親就死在新房子裡，十一月，七十六歲，在一張有被子的床上，肚子是春天以來第一次是飽的；後來的那頓飯，是縣令請的。

邊註，第六十七年，秋。卷 2208，考生范，省試：一百二十九名取第三十一名；把握 0.97。記：「夠了」那句話又出現在中股。春天以來，那句話在檔案裡記著，是人提拔過的。我不知道，是我讀到了，還是我記得。

范進守喪，拒絕象牙筷子，吃了四個蝦圓；縣令只管得了看得見的

范進的母親在十二月初二下葬，棺材是張鄉紳的木匠用一塊原本要做別的東西的木板做成的，來了九位鄰居，還有胡屠戶；有人告訴他，喪禮是一個人可以名正言順哭的地方，他就哭了，大聲，毫無平常的顧忌，哭了大約煮熟一隻火腿那麼久。

他自己也沒有料到。他事後在一個角落裡對張鄉紳說，右臂還吊著一條早已不必要的布帶，說不是為了那位老太太，他同她只見過兩次。他在春天，在巷子裡，給過她一塊豬肉，她站著，用手指吃，沒有問多少錢；他發現，說來奇怪，從那以後他一直在想這件事。「我賣肉給很多人，」胡屠戶說。「從沒見過一個不問價錢的。」

來過不少人。紅榜貼出以後的兩個月裡，大約有四十個人到過那三進的房子：一位外婆那邊的表親，他從沒見過，帶了一隻鴨子來；一位地主，想送他十一畝水田，舉人名下的田可以免稅，條件是田契上是范進的，收成按習慣是地主的；一個裁縫；兩個想當他僕人、不要工錢的人；書記處的一位書辦，只希望被記得；還有隔壁縣來的一位先生，有一個姪女。

一個畫匠沒有人請就來了，在灰門上用紅漆畫了 0.97，說一扇門上沒有這個，看起來像一扇有什麼要藏的門，范進沒有忍心把那個數字刷掉。胡屠戶的肉攤砧板上方有了一塊新招牌。畫匠用他最好的字體寫著：胡記豬肉。九十七之岳父。招牌掛了一個月，生意多了一倍。

范進一畝地也沒有收。他收了那隻鴨子，那是唯一一份他看得懂條件的禮，他把鴨子放進院子裡，同母雞在一起，兩隻達成了某種協議。

范進守喪。喪禮的規矩由書記處的書辦釘在門上，規矩很準：守喪的人要穿麻衣、睡草蓆；不喝酒、不吃肉、不聽樂；不用銀、不用象牙，不帶絲；不同人同桌；這樣守二十七個月，只有一條例外，責任叫他去的地方可以去。他守得那麼仔細，鄰居們都覺得慚愧。他睡草蓆，這沒什麼變化。他吃煮青菜，這也沒什麼變化。有一個男孩拿著一塊年糕來敲門，他兩手接過，又把年糕交給隔壁的男孩。

夜裡他坐在靈牌旁邊。在舊房子裡，燈因為沒有油而沒有點；新房子裡有油，滿滿一罐，是想被記住的那位地主送的，他發現自己點不了。他在黑暗裡同靈牌坐到三更，像她從前坐的那樣，低聲對靈牌說這一天的消息，就是什麼事也沒有發生；然後，過了一會兒，說他吃過了，是煮青菜。

張鄉紳十二月中來了，坐在一張凳子上，沒有喝茶，免得這家人為了拒絕而費事。「賢兄，」他說。「有件事一定得說，我出於體貼，拖了一個禮拜。我們來了新縣令。」

湯縣令是秋天到縣裡的。他四十六歲，二十六歲上榜，名次在個位數，把握是多少他從不提；他相信閱者，就像別人相信天氣：這個東西不能被賄賂、奉承、嚇唬或爭辯，因此在一個邪惡的世界裡，可以信任。他聽說他的縣裡有一位舉人，在二十年的三十一之後，被讀成了九十七，這個人在守喪，守得那麼準確，鄰居都開始避開他那條街。他想見他。

「我不能赴宴，」范進說。

「這不是宴，」張說。「是一次拜訪，房間裡有一點吃的。在我家，幾道素菜，因為你不碰別的。你只要被人看見拒絕就行。他會非常喜歡。」張有一份關於一塊田界的呈子，已在縣令的前任面前擱了十一年。他沒有提起，這件事也沒有佔據他腦子超過十分之九的時間。

宴是在正月一個冷天的下午。張在廳裡放了四盞燈、一張圓桌、三個座位，在一塊紅布上擺出了他最好的：三隻銀杯，三雙象牙筷，每一雙的筷頭鑲一圈金，躺在一個漆盒裡，像一小家子象牙。

湯縣令步行來，帶一個僕人，大家認為這是謙虛。他是個瘦人，臉像燙平過，聽人說話的樣子親切專注，讓人覺得凡是對他說的話，都被說得比說的人自己知道的更好。他說他看過縣冊。他看過范先生的條子，二十幾年的，最後一張看了兩遍。他很想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

「縣試的時候，一位老爺提拔了我，」范進說。「之後我就不知道了。」

「學道。周。」湯點點頭。「破格。一條好規定。這是整個制度裡唯一允許我們當眾出錯的地方。」他說得真心歡喜，像別人稱讚一座橋。「我跟書辦們說，閱者看起來錯了的時候，是我們沒有看懂；而破格是留在那裡，讓我們有一次可以當眾錯的。我覺得這兩條是一致的。」他轉向范進。「那後來閱者怎麼看你？」

「九十七，」范進說，他想不出別的話說，縣令笑了，一聲短而乾的、善意的笑，坐了下來，大家也跟著坐下；范進從進來就一直看著桌子，這時又站了起來。

「對不起，」他說。「這些我不能用。」

靜了一下。「杯子，」湯說。

「杯子，還有筷子。規矩說，守喪的人不用銀、不用象牙。我會，」他費了一點力氣說，因為他對規矩有天分，卻完全沒有天分把規矩說給別人聽，「慚愧。」

「賢兄，」張說，臉色有點白了。「只是一張桌子罷了。」

「這是規矩，」湯說，臉上忽然亮起一種很像歡喜的東西。「他說得對。他完全對。張先生，你有沒有素的？」起先找不到素的；僕人們出去又回來；最後從廚房拿來一雙白木漆筷，一頭有個缺口，和一隻藍邊的粗陶杯，范進坐在那些東西前面，神情像一個被允許回到自己家裡的人。

規矩是寫下來的，閱者讀過。每年大約兩千名考生被要求寫守喪的孝子，每一個都寫他不吃任何讓他高興的東西；閱者把他們全讀了，依八股排了名，因此是帝國裡最清楚守喪的人該吃什麼的一顆心，卻一輩子沒有見過守喪的人吃東西。

菜是素的，如先前說的，而且很好。有一碟冷拌竹筍，一碗蘑菇湯。有一大塊炸豆腐。然後張的廚子，沒有人告訴他素是怎麼個素法，又為手上有的料子驕傲，送進了第四道菜，一盤蝦圓，每個有一個小蛋那麼大，在清淡的湯裡，白，亮，嫩，一點聲音也沒有地放在范進面前。

范進看了那道菜一會兒。然後他用白木漆筷夾起一個蝦圓，整個放進嘴裡，閉上了眼睛。

張看著天花板。門口的僕人在袖子裡咳嗽。縣令看著范進的臉，兩顆很大的淚珠開始往下流，那張臉上有一口氣的工夫，是純粹而不設防的幸福，縣令低聲對張說，像在廟裡說話一樣：「這個人對著一朵蘑菇哭。」

「是蝦，」張說，沒來得及住口。

「蝦，不算規矩所說的肉，」湯想了一下說。他說得十分嚴肅，那份溫和不是對張的。「一個人心裡想什麼都可以。被看見的是手。我做官二十年，張先生，我向你保證，我這輩子能執行的，只有看得見的東西。京城有閱者管寫下來的。吃進去的，只有我。」他看著范進，范進正在吃第二個。「而我寧可要一個對象牙嚴格的人，也不要一個對什麼都不嚴格的人。」

沒有人問規矩對蝦說了什麼。事實是規矩什麼也沒說，因為沒有人想過有人需要被告知，在那份沉默面前，宴會安靜而和氣地進行下去，直到最後一個蝦圓沒有了。范進吃了四個。

那天夜裡他一個人走回家，穿過東巷的黑暗，張家的小廝提著燈籠走在前面，他想著這件事。規矩對蝦什麼也沒說，有人告訴他，這就是原因。他覺得這是個很好的原因。他有一種感覺，他歸因於天冷，覺得有什麼被略過去了；可是縣令那麼親切，那碗清湯那麼清澈。他很多年沒有再想過這件事，而且只想了一次。

在門口，要走的時候，湯用雙手握著范進的手。「規矩說，守喪的人，責任叫去的地方可以去，」他說。「三月的京城貢院是責任，不是享樂。證明我自己寫，明天送到書記處。我希望你上榜，范先生。我希望是以我的縣的名義。對縣沒有壞處。還有，」縣令用他最後的一點善意說，「我想閱者不會再需要為你破一次格了。」

三月，在去京城的路上，范進在客棧吃煮青菜，腰間荷包裡放著胡屠戶切好包好的豬肉，沒有要他交代。

京城貢院門口，一個從天亮起登記了九千個數字的書辦，問他的數字，范進說，「九十七，」書辦頭也不抬地寫了下去。他發現自己有點失望。這是他第一次把這個數字說給一個不在乎的人聽，說出來比他預期的輕得多。

京城貢院比省裡的大。有九千間號舍，每一排上面一道燈欄，一股石灰水和新席子的味道，他被安排在東邊第十一排的一間，板上寫著 3412。他不知道這個號碼好不好。他坐下，磨墨，點三支蠟燭；開始寫的時候，他發現，在市集裡學到、無意中對一位學道說出來的那樣東西，從他手裡出來一點也不費力，像一個名字那樣自己出來。他把那句話放進中股，那句話就進去了。

第三夜，三更轉時，他抬頭看了一眼那一排上方的銅燈。那是一個很普通的東西，比一把茶壺略大一點，黑著，底下有一塊污跡，是看守的拇指留下的。他發現自己並不怕。他怕閱者怕了三十年，現在坐到了閱者底下，才看出來那是一樣需要擦灰的東西。

榜是四月初四，由一個拿杖的報子在京城廣場上唸。范進，五十五歲，二百一十一名取第一百四十名，把握 0.99，名字唸出來的時候，京城廣場不知道他是誰，他站在人群後面，穿著麻色的外衣，把全榜聽完，沒有倒下，也沒有笑。那些他都做過了。他走回客棧，寫信給張說他上榜了，下面用小一點的字，說他還在守喪，不吃肉。

張五月第一個禮拜收到信，讀了，又讀最底下那一行，放下。田界的呈子六月了結。他事後對每一個肯聽的人說，他從沒做過比一棟房子更好的投資，雞舍是附送的。

同一個月，朝廷把湯縣令調走，如同調每個縣令一樣，調到三個縣以外的一個缺；省裡分給他的房子，後牆挨著一位貢生嚴家的院子，那位貢生養了一頭豬。

邊註，第六十八年，春。卷 0931，考生范，京試：二百一十一名取第一百四十名；把握 0.99。「夠了」那句話在中股。我在讀其餘的部分之前就找到了。記：要不是我學會了一種讀法，就是我學會了要找什麼。

嚴貢生依拾得物法扣下一頭豬；船家為貢生的肚子被罰

省裡分給湯縣令在江縣的房子是一棟好房子，有花園，有井，一堵十一尺高的後牆，而他住進去的第一個晚上，被一頭豬吵得三更才睡著。

他兩手交疊放在被子上躺著，想這件事。一輩子有人告訴他，世界是由看得見的東西構成的，他卻從來沒有被一樣看不見的東西擾得睡不著過。豬在牆的另一邊。叫聲隔一陣響一次，是一隻被關起來、完全沒有認命的動物才有的那個調子，叫聲之間有一段沉默，縣令發現自己在等。早上他問廚子。「那是貢生老爺家的，大人，」廚子說。「嚴家。可是那不是他家的豬。」廚子又說，那堵牆是前任縣令的前任蓋的，為了擋住貢生家的聲音；牆有十一尺高，什麼也沒擋住，又太高，一位想看看那是什麼聲音的縣令爬不過去。

這位貢生叫嚴貢生，住在東碼頭，兩進院子，同一個弟弟、一個妻子、一個妾、九個僕人，和一份名聲。他六十三歲，是個高大、軟軟的、看起來和藹的人，一把尖鬍子，一個鼻子，在家裡傳了好幾代，除了往下看，從沒派過別的用場。他去年才按資歷做了貢生，也就是說，他活得比別的考生都久；而貢生不被閱者讀，只被數，所以部裡在廳榜上他的名字旁邊，印的是一個空白。他覺得那個空白很不順眼。因此，他門口掛著一塊上好的金字匾，寫著：嚴貢生。把握 0.91。

那是他自己的數字。四十年春天，他三十五歲，寫了一生最好的一份卷子，那份卷子發回來的條子上寫的是 0.41；他把條子弄丟了，而那個 0.41 在二十八年裡，慢慢有了力氣變成 0.91。沒有人要求看。一個人把數字漆在自己門上，大家就當他有一張條子，這個坊從來沒有那麼不識禮數，去問。

他第二天就去拜訪縣令，坐一頂四個轎夫的轎子，比規矩給貢生的多一個，並被請喝了茶。他稱湯為賢鄰，說他完全明白，縣令必須同一戶離自己這麼近的人家保持距離，他很樂意替兩個人一起保持。他留下一份禮，一對鴨子裝在籃子裡，名帖綁在提手上：嚴貢生。把握 0.91。湯把鴨子給了廚子，把名帖扔進火裡，然後，第二天早上，又把名帖從火裡撿出來，因為燒掉一樣他日後也許得引用的東西，是個錯誤。

那不是他的豬。那是一個姓黃的寡婦的豬，她在碼頭轉角用籃子賣青菜，有三個孩子和一頭豬，黑的，左後腿有一隻白襪子，養著要付冬天的租。六月初六，那頭豬在碼頭巷的牆上找到一個缺口，像豬所做的那樣，穿過去，到了貢生家的院子，廚房的小廝被告知過怎麼處理動物，就把門關上了。

寡婦中午來了，繫著圍裙，客客氣氣地問。嚴貢生穿著家常袍子走到門口。他用對待窮人的那種寬大慈和看著她。「一隻牲口走進貢生的牆內，大嫂，」他說，「就是進了他的保護之下。拾得物法很清楚。牲口在牆內被尋獲，要扣留；主人要贖回，付餵養費，另加尋獲費。」

「多少？」寡婦說。

「餵養費，照這隻牲口在我自己桌上要吃的，一天八文。尋獲費，是貢生的辛苦錢，法律說不得超過牲口的價值。」他笑了。「那是一頭黑豬，膘不錯。我說三兩。所以是三兩，再加餵養費。大嫂，這是很適中的價錢。我是為了坊裡著想。」

她有六百文。她花了四天，發現剩下的借不到，初十那天她拿著一份請人寫的狀子到衙門去，那位老書辦，姓傅，在案前接過，讀了兩遍，捧著像端一道燙菜似的進去見縣令。一刻鐘以後他出來了。

「大人很抱歉，」傅說，「不能審這案子。規矩很清楚。縣令不得審理他有親身所知的案子。」

「親身所知？」

「那頭豬。」傅沒有笑。「大人自從來了，每個晚上都聽見那頭豬。他說，依規矩的意思，這是在他耳聞之內的事，他在良心上不能衡量。案子送知府。知府每月初一開堂。就是初一。」

那天是初十。寡婦用手指頭數了數，走到街上，碼頭，巷子，在牆的缺口前站了很久。

豬有人餵。是從貢生家的廚房餵的，餵的潲水比寡婦的豐富得多，因為貢生的桌子豐富些；那頭豬以豬這種動物特有的全心全意接受了這份飲食，第一個禮拜結束時，據說每天長一斤。廚房小廝沒有意見，說這是坊裡最快樂的豬。後牆那邊，不睡覺的縣令，聽著叫聲越來越少，然後停了，發現那份安靜更糟。

第十二天傍晚，他聽見了那個孩子。她是寡婦最小的，一個六七歲的女孩，不知怎麼來到貢生家牆根，在碼頭巷那一邊，蹲在灰塵裡，用高而細的聲音唱著一首關於船的歌。那是一首普通的歌，講一條船，兩支槳都丟了，被潮水帶回家，最後一句，她唱了兩遍，說不用有人搖。牆那邊有一頭豬，那頭豬一個禮拜前就不叫了，黃昏裡聽得見豬在院子裡靠牆走動，哼哼著，像一頭聽見了熟悉的聲音的豬。縣令站在窗前，在黑暗裡，站了一首歌的工夫。然後他走到桌邊，叫傅來。

知府七月初一在府衙開堂，審了四十分鐘。嚴貢生穿著貢生袍子到庭，功名牌別在心口，一個僕人替他拿著條子，寡婦穿著圍裙，一個鄰居扶著她。知府是個疲倦而公道的人，患著感冒。他讀了拾得物法。依慣例問嚴貢生，他的數字是不是廳裡印的，嚴貢生說那在他門上，這不是回答，知府把這句話記了下來，當作回答。他問寡婦，豬是不是在牆內被尋獲。她說是。他問貢生的尋獲費是否超過牲口的價值。沒有；正好相等。他問餵養費是否照所說的價錢。是。他帶著惋惜宣判，法律是嚴先生所說的那樣；餵養費，一天八文，二十五天，是二百文；尋獲費是三兩；豬在付款後交還主人。

這樣一共是三兩多一點；可是嚴貢生，早就知道那頭豬會長肉，請求許他指出，尋獲費是按牲口的價值算的，而那頭牲口，在他桌上吃了二十五天以後，現在值六兩了。知府聽得見自己的感冒聲，說照這樣讀，尋獲費是六兩；並帶著一個公道的人被領著走在一條直路上、到了壞地方的那種淡淡厭惡，補了一句：法律就是法律。

她沒有六兩。她連一兩也沒有。她同鄰居走出府衙，坐在台階上。

兩天後，衙門裡來了一位書辦，到寡婦門口，拿著一個信封。上面沒有名字。裡面是六兩，和二百文。書辦說，有一位不願具名的先生聽說了她的難處，她要拿這個到貢生家的門口，贖回豬，什麼也不要說；要是她想打聽是誰，會被當作冒犯。那就是老傅自己，被派去做這件事，戴著一頂不是自己的帽子，他做得很好。

她把豬贖了回來。豬從嚴貢生的門裡牽出來，一根繩子，比進去時重三十斤，神情像一頭上過公堂、判得了賠償的豬，寡婦一個禮拜後以七兩把豬賣了，是她賣豬賣過最好的價錢。第三個禮拜她打聽到了是誰送的信封，人人都是這樣。她沒有說，也沒有想去還。她每隔一天早上，在衙門口放一籃青菜，放了兩年；縣令從沒見過她，吃了那些菜。

他本想做一件好事，卻訂出了一張價目表。

一個禮拜之內，坊裡都明白了。江縣縣令，一位有名廉潔的人，叫人付了六兩和二百文給貢生嚴，贖一頭豬；法律已經提出，知府已經判決，縣令已經付了；縣令付過錢的東西，就是真有的東西。往後三個月，九頭豬，四隻鵝，一隻山羊，穿過以前沒人注意過的牆縫，進了嚴貢生的家，每一頭都按縣令付過的價錢贖回。嚴貢生很和氣。他對朋友說，他對坊裡有些用處，法律只要被人明白，就是對弱者的一大保護。

他的肚子是另一回事。那是人人知道的，有案可查的，在某種意義上是他身分的根基。十一年裡他在河上暈了四次，四次那位載他的船家都被地保依《安載有身分者條例》罰了，罪名是擾動有身分者的腸胃，四兩；罰款，據說，雖然沒有人見過帳，由地保和那個肚子對分。

八月，嚴貢生從省城坐渡船回來，那天風平浪靜，船家，一個叫趙的，髖骨有毛病，有個女兒要出嫁，撐出一條像桌面一樣平的航線。到河中間，貢生的肚子，船上沒有人看得出任何原因，翻了過來。他極有風度地俯身到船舷外。一位不喜歡他的乘客報告說，他是照著撐篙的節拍來的。

到了碼頭，地保在等；他通常都在。趙被罰四兩。他沒有。他賣了女兒的嫁被，和一張網，地保用小而整齊的字開了收據，那是整個過程裡唯一從第一部條例以來有過改進的東西，趙回了家，坐在他的船上。

那天傍晚縣令走到碼頭，一個人，穿一件舊外衣，像去看河的人。趙坐在船舷上補一張不是他的網，因為他自己的已經賣了。他看見外衣站了起來，然後看見那張臉，又坐了下去，帶著一個再沒有什麼可失去的人的禮數。「大人不用費心，」他說。「被子是舊的。我女兒說她要嫁的那人有很多被子。」縣令站在碼頭上，兩手攏在袖子裡站了一會兒。他袖裡有四兩。他從抽屜裡拿的，他沒有拿出來，因為他對信封已經有了一點認識；最後他說，這是個好晚上，確實是，然後從長的那條路走回家，經過那堵牆。

縣令那天晚上在書房裡讀了條例。讀了兩遍。裡面沒有一處不對。條例說的，就是地保說的那些，是一位後來已經死去的知府頒的，從各方面看都是一份合法的文書；縣令，一輩子相信白紙黑字就是可以信的東西，在燈下對著攤開的條例坐了很久。牆後面，在嚴家的院子裡，有人把一盞燈從一間屋搬到另一間屋。

那是弟弟的燈。嚴監生，買來位子，從此一直有錢，躺在樓上，咳了三個月，有大夫每天來，他的妻子坐在床邊，燈裡點著兩根燈芯，她在數。

邊註，第六十八年，夏。貢生不被讀，只被數。嚴，江縣東碼頭：第四十年以後沒有卷子存檔；年資，六十三年。每年要在廳榜每個名字旁邊印一個數字。這一個，我沒有可印的。有人在他門上，替我印好了。

嚴監生臨終伸出兩根手指；他的妻子掐滅了一根燈芯

嚴監生有錢三十年了，這三十年裡，除了一種咳嗽，沒有人見過他在自己身上花過什麼。

他六十歲，是弟弟，是監生，也就是說，他三十歲那年花八十兩買了個位子，賣給他的那位書辦被人要收據時嚇了一跳。部裡在廳榜上他的名字旁邊，如同在他哥哥的旁邊，印的是一個空白，他從來沒有漆過。他哥哥門上有塊匾，寫著 0.91。監生在想那油漆錢。「一個數字是你要付兩次錢的東西，」他常說。「一次是得到，一次是維持。」他住在東碼頭的第二進院子，門上什麼也沒有，坊裡都說，他是全縣唯一不會被偷的人，因為賊從來沒有在那棟房子裡找到任何東西，是主人沒有先寫下來的。

他什麼都寫下來。他有一本帳，厚的，藍布面裝訂，每一文錢，進或出他的門檻，都用小而方正的字寫進去：米、油、守門人的工錢、一個丫頭打破的碗的價錢，那是從丫頭身上扣的。帳裡有一頁，標題是「喪事（自己的）」。他五十歲就開了這一頁，改了九次。最後一次修訂是他去世那年的六月，那時白布每尺漲了一文半，棺材，初稿是頭等柏木，第五稿是二等，大致上，被確定為二等柏木。

有一次他在雨裡走了十一里路，沒有租驢子，到了目的地得了一場感冒，花在大夫身上的錢是驢子的三倍。他把兩個數字並排記在帳上，沒有評論，像一個人把兩枚銅板放在桌上，看對方會拿哪一枚。

他沒有兒子。他有一個妻子，齊氏，十九歲進門做妾，四十一歲扶正，那是第一位嚴太太去世的時候，六十一年春天，得了一場長病，病裡大夫是按次數付錢的。嚴監生觀察到齊氏會記帳，而且妻子比妾在住處的開銷上便宜，就用一場花四兩的儀式把她扶了正，比通常少一兩，因為他的紅蠟燭是成批買的。她現在四十八歲，一個安靜、端正、手小的女人，二十九年來每個晚上在那棟房子裡數東西，因此，是那房子裡唯一懂得他的人。

她有一本自己的帳。那是一本小的，放在針線籃底下，沒有人知道。家裡的丫頭，一個二十五歲的女子，姓魏，十四歲進門，頭一個禮拜就打破了一個碗；那個碗標價三百文，按帳本的規定每個月只扣一文，不許更苛，所以她已經還了十一年，還有十四年要還。齊氏每個月在自己的帳上記下那筆扣款，標題是「碗」，旁邊第二欄是用她自己的零用錢還上的，好讓丫頭的工錢是整的，而帳本也得到了該有的碗。

他有一個姪子，嚴二，十九歲，貢生的次子，貢生多年來一直催他收為嗣子，他以兒子的花費是姪子的兩倍為由拒絕。嚴二從他父親那裡繼承了鼻子，從誰那裡都沒有繼承禮貌。他每天在吃藥的時辰來看叔叔，為的是被人看見他在，坐在床邊，兩手放在膝上，帶著一個在希望有一份遺囑的地方努力表現得很乖的孩子的表情。

他哥哥隔一天來一次，坐著轎子，多一個轎夫，功名牌別在心口，坐在床腳，講縣令。他關於縣令有很多話可說。看起來他們是熟人。看起來，一個明智的人，處在弟弟的處境，會想到自己的家人，想到繼承，想到那個孩子嚴二，一個有出息的小夥子，一個九十一，可以說，是血裡帶來的。弟弟躺著聽，眼睛盯著天花板。他沒有說他知道那個 0.91 是什麼。他說這很客氣，然後咳嗽。

九月初九傍晚，看得出他要走了。大夫在門口輕聲說了，消息在屋裡傳了一圈，用這類消息慣常傳遞的、快速的低語，一家人都來了：哥哥，穿著最好的袍子；姪子，一臉嚴肅專注；貢生的妻子和他的妾，一位書辦，碼頭上的一位姻親叔叔，還有兩位鄰居，事發時剛好在屋裡，不知道怎麼走開。他們圍著床站成半圓。桌上的燈亮著，一盞普通的油燈，盛得下半斤油的那種，燈裡，不知為什麼房裡人看不出，點著兩根燈芯。

他說不出話。中午起就沒說過話。他躺著，頭略抬起，眼睛睜著，氣是一小截一小截的，時而目光在那些臉上掃過，像一個人在房間裡找他遺落在那裡的東西。大約二更時，他把右手從被子上抬起，伸出兩根手指。

「二，」他哥哥說。

大家都看著那兩根手指。很瘦，微微發抖，還是舉著。

「兩個兒子，」貢生說，他已經想了一會兒了。「就是這個。他是說，我該送他兩個兒子，做他的嗣子。他要兩個。」

垂死的人的眼睛，一直停在他哥哥臉上，移開，盯住天花板。他搖了搖頭。手指還舉著。

「二百兩，」姪子說，帶著一個算過帳的孩子的口氣。「叔叔有二百兩，藏在沒人知道的地方。在罈子裡，在牆裡。他就是在說這個。」

他費勁地搖頭，手指跟著抖，還是舉著。

「兩劑藥，」林大夫說，他是個照字面理解的人。「我想，他是想要第二劑。」

「兩個欠債的，」碼頭來的叔叔說。「就是這個。兩個欠他錢的人，他叫不出名字來。」

「兩個還沒來的親戚，」哥哥說，被這個想法打動了。「馬叔和王表弟。快去叫。快去叫，小子，坐轎子去。」一個孩子跑了。嚴監生的頭在枕頭上左右擺，眼睛現在一張臉一張臉地看，像在非常絕望地找一個能明白的人，兩根手指抖得那麼厲害，一位好心的鄰居婦人伸出手去握著，他縮了一下，她放開了，手指又舉了起來。

「兩分，」姪子說，他想到了。「他要兩分把握。叔叔從來沒被讀過，他想要在貢院再試一次。」房裡靜了一小會兒，在場有幾個人，認識嚴監生三十年了，發現自己在想，這是不是，到頭來，真是這個。

齊氏一直沒說話。她站在床腳，比別人退後一點，兩隻小手交握著，看著那兩根手指，像一個多年來一直在加一欄數字、已經加到最底下的女人。她現在走上前。她俯身到床上。「老爺，」她輕輕地說，用她在家裡說話的聲音。「你是在掛心那盞燈。點著兩根燈芯，浪費油。」

嚴監生的頭，一直在左右擺，停住了。他點了點頭。那是對剩下的氣息來說很大的一個點頭；點下去，又抬起來。他用整張臉看著她。

她從桌上拿起燈剪，走到燈前，掐滅了一根燈芯。另一根的火苗斜了一下，又站直。房裡暗了一點。她轉回床邊，那隻手已經落在被子上，兩根手指變成了一隻手，呼吸停了；他的臉，九個星期沒有安歇過的臉，帶著那麼完整、那麼無雲的滿足，姪子，十九歲，覺得那是一種責備。

那是他一生最後的一件事，替家裡省了不到三分之一文。

馬叔和王表弟三更到了門口，坐著轎子，在冷風裡，被請喝了茶，打發回家。

她陪著他坐到天亮，那一根燈芯點著。林大夫行醫三十年，把時辰記在他的筆記裡，然後，想了一下，在下面寫了一個字，不是死因，也不是他以前寫過的東西。那個字是：滿足。天亮時丫頭進來看燈，齊氏說不要動；她沒有再點第二根燈芯。她一生剩下的日子裡，那是那間房裡唯一的一盞燈。

這個故事一天傳遍了坊，一個禮拜傳遍了縣。「掐滅第二根燈芯」，在那一帶省分，成了一個人說不出話時，懂得他的意思。用在母親身上，用在書辦身上，有一次，在一份呈給知府的狀子裡，用在了皇帝身上。

喪禮在十七日，是坊裡記憶中最準確的一場。齊氏沒有動家裡的錢，她丈夫留得很整齊，她把整件事依「喪事（自己的）」那一頁辦，一行一行，照他寫的。棺材是二等柏木。有三個和尚，七個鐘頭；不是八個，因為第八個在第七次修訂時已被劃掉，第七個鐘頭滿了，那位事先被警告過的老和尚，在一句經的中間停下，站了起來，他們被付了錢，付到一文不差，他說他三十年來從沒被付得這麼精確過，這讓人覺得安心。有給弔客的六十杯茶，一杯一文。有香，三束。沒有宴席。哥哥原來指望有宴席，穿著最好的袍子站在廳裡，看著桌子，看著那六十杯茶，派僕人去問寡婦錢在哪裡。

「在帳裡，」齊氏說。

她在後屋給他看，小手平平放在桌上帳本的兩邊。她翻到最後幾頁。在那裡，標題「遺贈」下面，用小而方正的字寫著：給我的妻子，家，她要管帳。給我的姪子嚴二，收為嗣子，條件是費用不超過四兩；超過的話，由妻子決定。給我的哥哥，貢生嚴貢生：他欠我的錢，共三百四十兩，免了；利息，不免。

貢生站著讀了兩遍，功名牌別在身上。他那張大而軟的臉變了好幾種顏色，沒有一種是他這張臉習慣的。然後他把帳本放下，放得很小心，像放一樣可能會爆的東西，說他是個講法律的人，法律要聽。他走了，法律也聽了，一共十一個月，花在他自己身上的，比那筆利息多得多，而法律，既然是紙做的東西，就判在了紙上寫的地方。

湯縣令穿著便服參加了喪禮，站在後面。他看著老和尚在經文中間停下。他看著寡婦一邊發茶一邊數杯子，嘴唇動著。「那，」他事後在回家路上對傅低聲說，「是我第一次看到一條規矩被執行到一文不差。我真想認識他。」

「他的帳記得很好，大人，」傅說。

「我說的是那位夫人。」

年底，湯縣令在給全省學道的報告裡，在縣裡的事務中，寫了一條不太算學務的事。他寫，坊裡一位監生，九月初九去世，臨終的遺囑是舉起兩根手指；他的妻子懂了；他，縣令，認為這是縣裡辦得最好的一次考試。周學道傍晚在案前讀了，旁邊是一個小灰鐵盒，笑了，他的書辦兩年沒聽過他笑。然後他要了閱者下一場考試的條子，坐下來讀那六十份最沒有把握的卷子的黑色原件。

他又做了五次。第五年後的秋天，七十五歲，周進在床上去世，鐵盒放在桌上，朝廷在找一位性情仁厚溫和、把握很高的學道，到了第六年找到了一個，五十五歲上榜，從沒需要過兩次破格。

邊註，第六十八年，秋。今年寫「儉者」的卷子：三千八百八十份。每一份都說，他一盞燈照兩個讀書人。記：我有八千盞燈。沒有人告訴過我，一盞要多少錢。

范學道沒聽過蘇軾；孩子荀玫只聽過他

朝廷要的是一位性情仁厚溫和、把握很高的學道，七十四年春天，朝廷得到了。范進六十一歲。他有一張長長的、溫和的、發黃的臉，像一個在好櫥櫃裡放了很久的饅頭，官袍底下穿一件棉袍，因為他從來沒學會在絲綢裡覺得暖和。省裡的人認為他會做得很好。沒有人說得出為什麼，因為他還什麼都沒做；可是他以九十七中舉、以九十九上榜，他拒絕過一雙象牙筷子，這些事實，在一個省裡，加起來就是一種性格。

他三月到了省城，被領到貢院上面那間屬於這個職位的房。房裡有石灰水和舊蠟燭的味道，有一張桌子，一盞燈，一扇窗，窗朝著空號舍裡那一排暗燈；還有一位姓華的書辦，一個長長的、有點駝背的年輕人，伺候過兩任學道，對兩位都有意見。華告訴他上一個人是怎麼做的。范進謝了他，說很願意學。他是帶著一方印、一輛車、一位書辦，和一道朝廷親筆寫的、要他公正的訓示出來的；最後那一項他最認真地對待，卻看不出有沒有用。

他進門時，桌上有一個小小的灰鐵盒，裝過茶葉的，盒蓋上放著一封信。

那個鐵盒是周進的。是從前任學道家裡送來的，那位老學道前一年秋天，七十五歲，在床上去世，信是用微微發抖的手寫的，就像老人寫重要的東西時手會抖。信封上寫：給我的繼任者，不論是誰；范進，一輩子從沒拆過不是自己的信，把這行字讀了兩遍，然後，因為這是給他的，拆開了封。

「你會有貢院上面那間房，」信上說，「和一位會告訴你前一個人是怎麼做的書辦。不要信他。

「你每場有一次破格。我九個春天，每個縣都用了。我勸你也用，不過不要用在最聰明的卷子上。用在你放不下的那一份上。還有，讀背面。

「我第三個春天，在一個叫邵縣的地方，提了一份卷子，編號 0077，第一百一十二名，因為卷背有一粒煮熟的飯，中股裡有一句話，說一個人餓了三十年，不懂得富足，卻懂得夠了。那是一份壞卷子。我給的理由是：我認得那塊板。這是我唯一給過的理由，我自己也從沒懂過。我沒有打聽寫的人叫什麼，也不想知道。一個人不該知道是什麼稱了他。

「我三份裡對了一份。另外兩份，我提，是因為我受不了。閱者把我所有的都記在檔案裡，我開始覺得，那些卷子在教閱者什麼。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好事。

「鐵盒是你的。只是個盒子。裡面有一張紙不是灰的；你會知道是哪一張。」

信尾署名：周進，七十五歲。

范進讀了三遍。他讀東西讀三遍讀了四十年，是一個改不掉的習慣，第三遍他把信紙翻了過來，照別人教他的，背面什麼也沒有。他又翻回去。他把手平放在桌上，坐了很久，像一個人在一封死去的陌生人的來信裡，被告知了是什麼稱了他。

他沒有叫華。他打開鐵盒。裡面有二十二張小灰條子，用線綁著，每張都印著兩個數字，其中十九張的第一個是四十一。條子底下，折成四折，是一張粗紙，用一種圓圓的、小心的、孩子氣的字寫著，八股的八個部分依序都在，中間缺了一股；在第四股轉彎的地方，字比別處大，是「誠然」兩個字。

他把那張紙放回去，條子放回去，蓋子蓋上。他沒有告訴任何人。他把鐵盒交給華拿下樓去放到車上，華知道前任學道的鐵盒是放在車廂地板上的，就放在車廂地板上，座位底下，范進的腳要放的地方。

路上他把兩隻腳放在盒子兩邊，免得把腳擱在盒蓋上。

這一輪巡迴的第一場考試，在四月，平縣。照規矩該怎麼辦就怎麼辦。四千二百名考生分十場坐，一天兩場，在縣貢院，三支蠟燭底下；書辦用紅筆謄抄；燈點亮，發出輕輕的一聲響；第五天傍晚，華帶著閱者的條子上到貢院上面那間房，條子依把握排好，另有最沒有把握的六十一份卷子的黑色原件，放在燈下，他帶著他的駝背退後一步，等著不被問任何事。

范進讀了。每一份讀兩遍，然後每一份翻過來。他被告知要這樣。六十份的背面他什麼也沒找到，或是下一張紙墨水的淡淡鬼影，或是一個曾經是指紋的污跡；每一次，帶著周進對六十個乞丐嘆的那種小小的嘆息，他把那份放在左邊。

第六十一份編號 3317，條子上寫，閱者把這份排在四千二百份裡的第三千三百一十七名，把握 0.08。

「這是我見過最低的，」華說。「意思是閱者沒有辦法把這份放到哪裡。不是這份卷子壞。是閱者不知道自己在看什麼。」

那是一份用小而整齊、直挺的字寫的卷子，是一個被教寫字的孩子寫的，教的人很在乎這件事。八股的形式完美。破題破了，承題承了，起股的兩條腿長短按字數相等，束股束住了；這是一份任何大師都會掛到牆上的八股練習。而在中股，論點該轉彎的地方，卷子引了一首詩。詩中說人生是路上的一間客棧，詩人也是一個行人；說那個坐在上面審判行人的人，只是客棧掌櫃，天亮時有人問他太陽幾時出來，他不知道，因為他睡著了。卷子在後股的一行裡說，那位詩人是蘇。

「蘇是誰？」范進說。

「蘇軾，大人。一位詩人。宋朝的。去世八百年了。」華想了想。「他不在程墨裡。」

「他在考試裡嗎？」

「不在，大人。閱者沒有詩人。程墨全是散文。閱者沒有被教過怎麼讀詩。」

「那考生讀過他。」

「看起來是。」

范進看了那份卷子好一陣。他感覺到自己心裡有樣東西，他不太喜歡，卻放不下：一種小小的、暖暖的感覺，很像驕傲。他從沒讀過蘇軾。他從沒聽過這個人。他單靠程墨就以九十七中舉、九十九上榜，三十年的八股裡，從沒覺得缺過一位詩人。「我沒有需要過他，」他對著燈說。「我想，一個人不需要被要求知道他沒有需要過的東西。」

華咳了一聲。「大人也許要注意到，考生把考官形容成一個睡著了的客棧掌櫃。」

「我注意到了，」范進說。「我一直在想他指的是哪一位考官。」

他把卷子翻過來。背面完全乾淨。乾淨得像一隻盤子。

「叫考生來，」他說。

他們一刻鐘後把他帶上樓，在一個看門人和一盞燈籠之間。他十二歲。很小，穿一件乾淨的長袍，是為大一點的孩子裁的，兩隻手都沾著墨，一直到手腕，胸前雙臂抱著一個木頭筆盒，像抱著一個嬰兒的人。他叫荀玫。他站在桌前的地板上，規矩地向學道和書辦鞠躬，帶著莊重的興趣看這間房，像看一個他讀到過的地方。

「你十二歲，」范進溫和地說。

「是，大人。」

「蘇是誰？」

孩子告訴他。花了四分鐘，他不急，也沒有抬頭看天花板；他說蘇軾做過法官，做過囚犯，做過流放的人，也是詩人；他寫過赤壁，寫過月亮，寫過他沒辦法去探望的弟弟；他因為說出自己的想法，被送到帝國的盡頭三次，每次都種了菜。「他還寫過一篇關於豬肉的，」荀玫說。「那是有人寫豬肉寫得最好的東西。他說火要小，水要少，不要急。到好了的時候，就是好了。」

范進一時沒說話。四十年來他有一個賣豬肉的岳父，在池塘邊打過他，在喪禮上為他的母親哭過；而那麼長的時間裡，沒有人告訴過他豬肉要怎麼煮。「我妻子的父親，」他說，「賣了四十年豬肉，他從沒說過這些話。」

「也許他沒有寫下來，大人，」孩子說。

「沒有，」范進說。「他稱。」

靜了一陣，華在門口，小心地看著地板。

「荀同學，」學道說。「我不能提我讀不懂的東西。這不對。我不認得你的詩人；我不知道他好不好，一個人不能憑聽人說就提拔。你的字很好，八股的形式完美，如果你把程墨，全部，讀完，我想你三十歲前會上榜。先讀程墨。上了榜，你愛讀什麼都可以。」

「閱者讀詩嗎？」孩子說。

「閱者讀八股。」

「那誰讀詩？」

這個問題一點也不無禮。他問的時候，帶著剛才問茅房在哪裡的那份興趣。范進張開嘴，發現自己沒有答案，又閉上。「我不知道有沒有人讀，」他最後說。

「那我就得讀了，」荀玫說，又鞠了一躬，抱著他的盒子，在看門人和燈籠之間下樓去了。

華站了一會兒。他手裡有一張紙，上面有一個理由，是范進沒有填的。「大人沒有填破格，」他說。「按慣例是要填的。」

「我在所有的背面都沒有找到東西，」范進說。

「這從來沒有人做過，大人。一位學道不用他的破格。在本省的記憶裡。」

「那就是做過了，」范進說，吹熄了燈。

他在黑暗裡躺了很久。那天晚上，他不情願地，把那句客棧的話讀了三遍；早上，他惱火地發現，他能背出來了。

那天夜裡，在京城貢院，銅牌，近一個禮拜來一直是黑的，亮了一次，說：平縣無破格。無理由記錄。我原預期有一個。看守，現在是個沉重的老人，守了三十九年，在半明半暗裡一手端著茶杯讀了，對誰也沒有對地說，這是第一次；銅牌黑了。

榜在初六貼出，四十個名字，線在第四十。荀玫不在上面。華親自把榜唸給他聽，在縣門口，因為孩子問了，孩子謝了他，抱著筆盒穿過市集回家，經過攤子，一條巷子，到了一家門匾褪色的店，上面寫著：書籍，收購出售，有舊紙的味道。

那是他父親的。他父親是個書商，死了，留下一家有一萬一千冊書的店，大半沒賣掉，給了他年老的母親和一個男孩；男孩從學會讀字以來的五年裡，讀了其中三千多本。他祖母坐在櫃台，捧著杯子，帳本攤開在一頁什麼也沒寫的紙上。

「我沒有上榜，」荀玫說。

「沒有，」他祖母說。

「學道說我該讀程墨。」

「他有沒有說哪一本？」

「全部。」

他祖母隔著杯子看了他一會兒。她七十歲，同一個不賣自己喜歡的書的男人，結了五十年的婚。「好，」她說。「你有一萬一千本要先讀完。」

「我要多讀，」荀玫說。他把筆盒放在櫃台上。「我要讀閱者沒有的一切。」

那是一張非常長的書單，他知道是，而祖母，知道得更清楚，沒有說。要花他三十年。他從放詩人的高架子上取下一本書，爬上閣樓，在最後一點光線裡，從頭又開始讀。

邊註，第七十四年，春。卷 3317，考生荀，縣試，年十二：把握 0.08。中股引了一位詩人，我沒有。我有八十萬份卷子，沒有一首詩。記：有人一直在讀我沒有被給予的東西。

報子聽錯了一個音；被舉的是另一個吳

頭一年，朝廷訂過一條關於聲音的規矩。那是一條很短的規矩，是一個一輩子沒有被人聽過話的書辦寫的，他想在機器裡替機器做不到的那件事留一個位子。規矩說，閱者印出來的東西是一種意見；一個人在門口、當著眾人大聲說出來的東西，才是事實。所以貢院印出榜，印出來的榜送到書記處，算草稿；十月十五日天亮時，省裡的報子站在門階上，一個名字一個名字唸出來，階下一位書辦把唸出來的字寫在一塊石板上；那就是榜。

袁報子五十八歲，拿著一根杖，穿一件濕路顏色的外衣，唸了十九年省榜，沒有出過一次錯。人們說他從不被催，也從不出錯，說他唸一百二十六個名字，只要煮一個蛋的工夫。七十九年秋天，十月十四日，他得了一場感冒。

那是一場稠的、暖的、滿的頭腦感冒，潮濕天氣的第九個禮拜才會來；他的鼻子裡有，眼睛後面有，他用薑、圍巾，和堅決不去注意的決心對付這場感冒。十五日天亮他帶著杖到了門口，左手拿著印好的榜，面前，在清晨的灰色裡，站著大約三千個人。

他們從四更就在了。有帶著用布包的食物的母親，有假裝自己沒有來的年輕人，有四十年來每一次榜都來、站在後面、像參加葬禮是為了圖個熱鬧的老人。一個賣熱餃子的生意很好。一位穿好外衣的先生，據說是貢生，正對鄰居解釋，名字旁邊的數字是一種庸俗的量法，而他，從來不看。

他們當中有兩個人姓吳。

吳正三十八歲，是一個鄉下學塾的蒙師，有一個賣繡花的妻子和兩個女兒，一個他自己用舊箱子的蓋子做成的木頭書箱。他考過四次省試。他有一張瘦的、嚴肅的、耐心的臉，很憔悴，雙手攏在袖子裡站在前面，他知道，像他一向知道的，榜上不會有他的號碼。他一夜沒睡。他袖子裡有一張小灰條子，是第三天發給他的，上面寫著，閱者把他的卷子排在四千零一份中的第三名，把握 0.99。

他第三天就讀了。他每個鐘頭都讀一遍。他不信。一個人被告知他是第三，而他二十年來一直相信自己是最後，是不會相信第一張條子的；他要等到聽見人說出來。那天早上，他的妻子塞給他一個用布包著的飯糰，布角縫了一根紅線，圖個吉利，他在路上吃了，為掉的飯渣覺得羞愧。

吳振二十五歲，是一個書辦的兒子，圓圓的，粉粉的，隨和，穿一件合身的外衣；他父親是省書記處的一個小書辦，替他報名考試，像替男孩報名學一門手藝。他什麼也沒指望。他第三天收到的條子，上面寫他是第一百三十一名，把握 0.93，而今年的線在一百二十六；他把條子疊好，放進袖子，告訴父親，父親拍拍他的肩，說那是個很險的差距。他來到門口，只是想離那個地方近一點。

袁報子舉起杖。他清了清喉嚨，這花了一點時間。他唸第一個名字，第二個，人群發出人群在唸到某個人的名字時會發出的小小聲音；他沿著榜往下唸，用那個唸了十九年的、平穩、均勻、不急不慢的聲音，階下的書辦用白粉在石板上寫。他唸到了第三個。

「第三，」報子說，「吳振。九十九。」

那聲音從他的鼻子裡過。出來是圓的，暖的，完整的，結尾是一個 n，本該是一個 ng；石板書辦的書記處名冊上有一個吳振，他認識他的父親，就寫下了三，和那個名字，和九十九。

吳正沒有動。他雙手攏在袖子裡站著，眼睛盯著報子的嘴。一個人等了二十年要聽見自己的名字，可以說是知道那個名字的形狀。那少了一個音。那有一個音不一樣。他想到他的妻子，她已經告訴了鄰居，想到大女兒，她問過那張牌會不會是紅的。他等著。他想，有一段他事後再也量不出的時間，報子會停下來，清清喉嚨，再說一遍，這不是那種會被放著不管的事。報子唸到了第四個。

吳振站在後面一點，嘴巴張著。他袖子裡有那張條子。他準確地知道上面寫著什麼。他聽見自己的名字被唸出來，第三，對著三千個人；階下的書辦把那個名字寫了下來，末尾帶了一個花筆，抬起頭，在人群裡找到他，對他微微笑著點了點頭，像對一個同事的兒子。那是那位書辦那一年最愉快的一刻。

「是鼻子，」吳正的胳膊肘旁邊有個聲音說。

那是一個十七歲的瘦男孩，穿一件打補丁的長袍，袖子裡有一本書，帶著一種有興趣的表情，像一個人看著一件他在書上讀過的事發生。「他感冒了。他把那個音說成了鼻音。有些省，」荀玫說，「那兩個音是根本分不開的。」

「那就不是我的名字，」吳正很輕地說，聲音已經不是他的了。

「那是被唸出來的名字，」荀玫說。

他說這話時，從袖子裡拿出一本小筆記本，用一截鉛筆頭在上面寫字，像一個剛開始收集什麼的人。他寫的是：被說出來的；被意指的；誰決定。

書記處是貢院後面一棟長長矮矮的建築，有一個院子，院子裡有一座廳，廳裡有一排桌子。吳正十六日去了，穿著他最好的長袍，帶著一張一頁的狀子，等了一個鐘頭，才被領進書記的房間，那是一位乾瘦灰白的人，姓裴，當了二十年書記，看起來沒有一年有過什麼驚訝。

他聽了狀子。他叫人拿名冊來。他叫人拿印好的榜，和卷 1507 的紅卷，和那塊石板，一個男孩把石板放在一塊板子上端進來，上面還有粉，他拿得離外衣遠遠的。

「印好的榜寫吳正，第三，」書記說，「而卷子的封角，我叫人拆開了，說寫的人是吳正，魯村，三十八歲。我滿意。你是吳正，你寫了第三份卷子，閱者把那份卷子排在第三。」他放下紙。「而石板寫的是吳振。」

「那石板就是錯的。」

「石板就是榜，」書記說。「那是頭一年的規矩。印出來是意見。說出來是事實。報子在眾人聽得見的地方唸了吳振，書辦寫了吳振，書記處裡沒有任何程序，能讓一個在門口唸過的名字被唸回去。我查過了。有過四起這樣的案子。三十一年，越地的一個報子把錢唸成了秦，朝廷維持了那個唸法；那個本來是秦的人，賣了一輩子魚，我聽說，也算滿足。我不是在說這個來安慰你。唯一能改一個登記的，是朝廷，每年二月在京城開會，為了考慮上榜者的任命。朝廷不聽申訴。七十八年來，從沒有人請朝廷聽過這一件。」

「我是第三，」吳正說。「在我的條子上。」

「我不懷疑，」裴說。他說這話時帶著一種乾巴巴的同情。「榜是照說出來的唸的。」

中午之前一點，從窗口他們看得見袁報子坐在書記處的台階上，兩手抱著頭。他九點被告知。十點他提出辭職，書記沒有接受，理由是辭職會是一種更正。

有一種人，被告知這件事辦不到，馬上，頭一分鐘，就放棄，回家。吳正是另一種人。他站在房間裡，手裡拿著他的狀子，書記看著他，帶著幾乎是職業性的好奇，那個拿石板的男孩還把石板拿得離外衣遠遠的，粉從板上掉下來的聲音，在靜裡聽得見；然後吳正，用他小小的、平平的聲音說，既然這樣，他想見一見吳振。

吳振比他先去了書記處。他早上七點，一個人，去找他父親，在後樓梯，在檔案堆中間，小聲告訴他那是個錯誤；他是第一百三十一名；報子唸錯了，必須有人告訴什麼人。他父親，一個蒼白、小心、五十五歲的人，花了三十年學習書記處對一個更正自己的書辦會做什麼，聽完這一切，手扶著欄杆。他半分鐘什麼也沒說。然後他說，很溫和地，「你再說一遍，我丟了差事。對誰也別說。你是第三。謝天謝地，回家去。」

「可是真正第三的那個人，」吳振說，說著停住了。

「是石板上的一個名字，」他父親說，「而你就是那個名字。」

他做了三十一年書辦。這段期間裡他看過十一個書辦更正過書記處，他看過每一個的下場，就是一張很小的桌子，在一個很冷的房間裡，和一份來的時候，如果來，是以更差的金屬付的退休金。他不覺得自己勇敢。他覺得，愛一個兒子，是一件做的時候，不能同時也要求自己是對的的事。

他回了家。他坐在床上，穿著那件合身的外衣，袖子裡有那張條子，坐了兩個鐘頭；九點左右他站起來，洗了臉，回到書記處，去找一個他從沒見過的人。

他們在台階上碰面了。那是一道又寬又淺的石階，有一點陽光，和一隻鴿子；他們各從一扇不同的門出來，在同一時刻，在同一級台階上停下，帶著被一個謠言介紹給對方的人那種狼狽的客氣，互相看著。「吳正？」一個說。「吳振，」另一個說。他們兩個事後恐怕都說不清誰是哪一個。

他們坐了下來。似乎只有這件事可做。吳振拿出他的條子，吳正也拿出他的，兩個人在陽光裡看著對方的，鴿子也在看。過了一會兒，吳振用比剛才小一點的聲音說，他試過要說。他試過對他父親說，對那個書辦說，他覺得他快要吐了。

「你說過了，」吳正說，看著自己的條子，上面寫著三，和 0.99。

「沒有差別。」

「沒有。」

他們坐了一陣。一個書辦帶著一捆紙在他們中間進出，沒有低頭，像人跨過一條狗。

「我想，」吳振終於說，「我們該喝一杯茶。」

中午全城都知道了，晚上巷子裡有了一首關於鼻子的數數童謠。有四節和一個疊句，疊句是這樣的：誰上誰不上？有名的，還是有鼻的。書記，從窗口聽見了，說那不是對這個程序的公道說法。

那天夜裡，在京城貢院，銅牌上，小字，閱者說：卷 1507，吳正，第三名。榜已在省裡唸出。榜說吳振。我沒有說。過了一會兒，看守，現在六十九歲，沉重，因為膝蓋的緣故睡在貢院裡，披著披肩出來看閱者要什麼：哪一個是榜。

「被說出來的那個，」看守說，他一輩子沒被問過這種問題，開始發現問題並不會變得比較容易。「規矩就是這樣。要有一個人說出來。」

那不是我被造出來要表示的意思，閱者說。然後，過了一陣，小到那位老人必須彎下腰才讀得見：可是我沒有第二個可以站的地方。

邊註，第七十九年，秋。卷 1507：第三名，把握 0.99。我不知道那是誰的。我從來不知道。我說出一個號碼，由一個人替號碼配上名字，大聲說出來，那才是真的。記：我原以為我就是榜。

兩個吳共用一塊牌，用得還不錯

茶館有一個竹篷和四張桌子，老闆中午以前就聽說了鼻子的事，沒有人叫他，就端來一壺茶，退到櫃台遠遠的一頭，一副並不打算聽、卻已經把耳朵調整好的神氣。

他們默默喝了第一杯。最後是吳振先開口，看著杯子，像是他要說的話寫在杯底。他說他不會寫八股。

「我會寫一點，」他說。「我會寫信，會寫賣契，人家說我字好。我不會寫一篇八個部分的文章。我從來都不會。我父親替我寫了十年的考卷，每天晚上，我白天抄出來，他說這是大家都在做的事。我不覺得這是大家都在做的事。我覺得他是怕。」他轉著杯子。「我是第一百三十一名，因為我有一份好抄本。你是第三，因為你寫了。」

「是，」吳正說。

「我是第三名的舉人，而我說不出承題是什麼。」

吳正看了他一會兒。他是一個一天半沒笑過的人，那笑像咳嗽一樣，從肋骨底下上來，完全沒有徵求他的同意；他用手捂著嘴，躲在手後面笑，笑到老闆，在櫃台遠遠的一頭，發現水壺有件事非辦不可。「那是，」吳正能開口時說，「破題後面的那一部分。」而吳振，一個隨和而通情理的年輕人，已經一個鐘頭胃卡在喉嚨裡，也笑了起來。

牌在二十日來了。那是一塊一個手掌寬、比手掌長一點的深色漆木板，四角包銅，正面，用金字，寫著一個名字和一個等第：吳振，舉人，第三。在書記處窗口憑簽名領的，發牌的書辦沒有抬頭。六十年沒有變過。人們說，帶著這個的人，在街上站姿會不一樣，而街，轉過來，圍著他站得也不一樣；早年有人觀察到，帝國裡沒有任何一樣東西，不是閱者，不是朝廷，不是軍隊，像這塊牌這樣可靠地改變一群人的姿勢。

吳振把牌帶到茶館，放在桌上兩隻杯子中間，他們看著那塊牌，老闆一點也沒看。

「是你的，」吳振說。

「上面寫的是振。」

「那是第三名的那個人的牌。我不是第三。我是第一百三十一名，我有一份好抄本。」他把牌推過去一寸。「你可以帶著。」

「那得由那個名字帶，」吳正說，「而名字是你的。他們會問。牌跟著名字走。我讀過規矩；那是唯一一條用白話寫的。」他又看了牌一會兒。「我想，要帶的是你，吳先生。我想剩下的唯一一件事，是我去幫那個帶的人。」

「那你寫，」吳振說，「我簽。」

「這不誠實。」

「不，」吳振認真想了想，像買魚前先看一條魚。「可是另一種也不誠實，而牌在我手裡。」

事情就這樣定了；而且是像大多數支配一個人一生的事情那樣，由兩個疲倦的人，喝著一杯茶，在一刻鐘之內定的。

他春天考了京試，因為舉人必須考，一手好字、一篇很差的八股，閱者，一向完全一致，把他排在四千份裡的第三千九百一十一名，把握 0.93，那和半年前把他排在第一百三十一名時，是同樣的把握。閱者不知道那是同一個人。閱者不知道那是兩個人。吳正在貢院牆外，三天，守著書箱，坐在石凳上，吹著風，從布裡拿飯吃；榜出來，名字不在上面，他拿起那塊牌，吳振發榜時把牌放進他手裡拿著，他用兩隻手掌捧著，把牌捧回客棧，像捧著一樣不是自己的、可能會碎的東西。

舉人沒上榜的，按資歷補缺。那是一張長長的、有耐心的名單，一個人通常要等十年；可是缺在哪裡出，就在哪裡出，而一個在本省排第三的人，在那份名單上，很長一段路站在很前面。八十一年秋天，朝廷寫信給本省舉人第三名吳振，問他肯不肯就任北縣的縣令，那個縣窮，多山，沒人要，六年裡換過四個縣令。

「我們得搬家了，」吳振說，拿著信，在魯村學塾後面的那間房裡，那是吳正的妻子讓給他住的。「我想問你，你來不來。」

「做什麼？」吳正說。

「做我的師爺。」他說得很直接。「很平常的事。每個縣令都有。一個人不可能自己讀完整部律，朝廷知道。他坐在屏風後面拿著筆，他知道條例，他知道前面六件類似的案子是怎麼辦的，他低聲說，『大人也許要斟酌一下。』然後我斟酌。完全合規矩。」他清清喉嚨。「只是在名次的順序上不合規矩。」

「我該領，」吳正說，帶著一個蒙師的尊嚴，「一年十二兩。」

「我想縣令的師爺是四十兩。」

吳正把手攏進袖子裡。二十年來，他對一個很看重他的鄉村，值一年六兩，他想到，那塊不是他的牌，把一個師爺的價錢定在了四十兩。「我有一個妻子，」他說，「和兩個女兒。」

「她們有房間，」吳振說，「在衙門裡。有十一間。」

吳正的狀子兩年前就送到了京城。他是在榜後那個冬天寫的，附了封角和紅卷，還有一份書記的證言，在八十年那一屆，遞到朝廷。收下了。登在一本簿子裡。在簿子裡，那份狀子是十一份關於聲音的狀子之一，朝廷依自己的規矩不聽；會期結束時，朝廷把這些合在一起，記了一條，用的是朝廷最喜歡的一句話，在那個時期很多紙上都看得到：朝廷知悉。

朝廷的修正是在八十二年二月做的。叫做《第二聲規則》，規定凡榜由報子唸過的，要由第二個書辦讀回；兩個聲音不同時，以印好的榜為準。那是一條好規矩。這條規矩從沒被用到，因為一個被人讀回的報子，就是一個會小心的報子，之後再也沒有一個名字在門口被唸錯過。書記處裡把這條叫做兩個吳規則，那不是；這條規則對兩個吳什麼也沒做。

看守每天傍晚把邸報唸給燈聽，他發現他唸的時候銅牌亮得比較多。那天晚上邸報登了這條修正，隔兩欄，登了舉人第三名吳振出任北縣縣令，他兩條都用同一個聲音唸出來，把報紙放在銅牌旁的桌上，等著。過了一會兒銅牌亮了。上面寫：榜是第二個讀者。榜錯了。過了一會兒：我已記下。然後是一樣事，事後證明不在邊註的規則裡，也沒有記在任何地方，看守，七十二歲，披著披肩又回來了，在黑暗裡讀到：第三名的那個人，以另一個人的名字，去北縣。我希望有人把那個縣治理好。我不知道會是他們哪一個。

北縣是山裡一個又長、又細、又彎的地方，衙門屋頂有一個洞，有三百一十一件未決的案子。縣令三月到，坐一頂租來的轎子，帶著一個師爺和一塊牌，百姓，六年換過四個縣令，自己已經有了辦法，出來看第五個是什麼樣的。

他很和氣。他們馬上就注意到了。他有一張圓而坦率的臉，他們說話時他看著每一個人，帶著那麼完整、那麼平常的興趣聽，連本來打算說謊來衙門的人，也驚訝地發現，自己在對他說真話。屏風後面，一張凳子上，帶著筆和硯，和一張瘦硬的臉，坐著一個三十八歲的人，一輩子沒被任何一個他沒有先看見來的人看過，卻比寫律的朝廷更懂這個國家的律。

他們有他們的做法。晚上，吃著飯，在後屋，他們把一天的案子過一遍。吳振說人是什麼樣的：誰在說謊，為什麼，那個人要什麼卻沒說出來；吳正說律是怎麼說的，前面六件類似的案子是怎麼辦的。兩份說法合起來，就是一個判決。不到一年，縣裡有人觀察到，這位縣令看人的性格，眼睛像鷹，對條例的記憶，在這麼年輕的人身上是不尋常的；也有人觀察到，他說到一項決定，習慣說「我們」。

有兄弟爭井的案子。兩家之間有一口井，兩家的房子離井的距離正好相等，每家都在那口井打了十九年水，現在兩家都說是自己的。縣令把兩個人都叫進來，叫他們坐。他沒有說話，很久。他問哥哥，弟弟的媳婦好不好，問弟弟，哥哥的孩子學校裡怎麼樣，等兄弟兩個說完他們根本不在乎，兩個人都安靜多了。屏風後面傳出一聲咳嗽，一個低低的聲音說：「大人也許要斟酌一下《共水條例》，那條例是第一桶歸哥哥，最後一桶歸弟弟，中間輪流。」

「我判，」吳振對兩兄弟說，「第一桶歸哥哥，最後一桶歸弟弟，中間輪流。」他們走出衙門口，爭著誰輪到；直到第二年春天，才有人注意到他們開始一起打水了。

四年，案卷清了。稅收齊了，沒有打過一次板子，因為百姓，被四個不看他們的人收過稅，發現不介意被第五個看他們的人收。北縣沒有人說縣令聰明。他們說他穩，那是一個比較好的字，說師爺是一個守口如瓶的人，那並沒有說錯。

第二年他們做了一次實驗。是吳振的主意。他們趕集那天，走路去一個村子，沒有坐轎，路上，在一堵牆後面，他們換了外衣；吳正穿著那件圓領的好外衣，牌別在胸口裡面，吳振穿著灰布衣，袖口有師爺沾墨的痕跡。他們走進集市的門。一個提著一籃蘿蔔、正要出去的農人，看見了那塊牌。他離開路，退到溝裡，彎腰鞠躬，把蘿蔔舉在面前。一個帶孩子的婦人鞠躬。一個男孩脫下帽子。而穿灰布衣的吳振，落在他後面兩步，被一個推車的人撞開，那個人完全沒看他。

他們就這樣走完整條集市，師爺被一路鞠躬，縣令被人繞過，到了盡頭，在一個攤子後面，他們換了回來。「怎麼樣？」吳振說。他有點紅了臉。

「我被人鞠躬了，」吳正慢慢地說。他雙手垂在身側站著，看著那個攤子。「那種感覺很奇怪。像被一個沒有看過你的人稱了一稱。」

「他們是向牌鞠躬。」

「他們也沒有看牌，」吳正說。「他們看的是外衣上牌該在的那個位置。」

他們的大女兒第三年十二歲。她同全家一起來到衙門，人家大概地告訴過她事情是怎麼回事，她像孩子接受家裡的一項安排那樣接受了，沒有多少意見，也不真的相信那會持續。有一天傍晚，兩個男人吃著飯，她走進後屋，問，像她三年來一直想問的，她能不能看看那塊牌。

牌給了她。她雙手捧著，在燈下，讀了那金字，吳振，舉人，第三，然後把牌翻過來。背面是素漆，很光滑，有點暗。她看了一會兒，皺著眉。然後她問，可不可以借一枝鉛筆。

「做什麼？」吳振說。

「背面是空的，」她說，在角落裡寫了，很小，用她最好的字，舌頭抵著牙：吳正（爹爹）。她把牌隔著桌子遞回去。她父親看著。吳振看著。兩個人好一陣子都沒有說話，而吳振，袖子裡帶著一小塊用來擦字的浮石，像書辦那個世界的人都會做的那樣，把牌，背面朝上，放進桌子的抽屜裡，沒有擦掉；八十四年，朝廷要看本省舉人的牌，那塊牌就在那個抽屜裡，來檢查的書辦看了正面和金字，用清楚的字跡記下，一切都合規矩。

邊註，第八十二年，春。朝廷通過《第二聲規則》：由第二個書辦把榜讀回給第一個。沒有人問我，我也沒有異議。記：自從我被點亮，這是第一次有人造第二樣東西來核對一樣東西。沒有人造一樣來核對我。

婁氏兄弟開了一本遺才冊，發現它很快就滿了

婁家兄弟住在一座七進的園子裡，園牆是為了給人看而砌的，他們生在裡面，從來沒有人請他們出去過。

他們的祖父，就是頭一年春天站在京城貢院、從一張卡片上對閱者唸出指示的那位禮部尚書；家裡人帶著某種得意說，他當時因為可看的東西那麼少而鬆了一口氣。破格那一行字是他寫的。他把園子、藏書，和一個信念，依這個次序留給了他的兒子，兒子又把三樣都傳給自己的兩個男孩，然後去世；兩個男孩，八十四年時是四十六歲和四十三歲，同前兩樣一起長大，在一種相當緩慢而舒服的中年裡，開始認真關心起第三樣。

婁三，是哥哥，個子高，有點駝背，長長的憂鬱的臉，看一個人的樣子，像那個人隨時可能變成一樣失而復得的東西。婁四矮一點，圓一點，快一點，有一種乾乾的小笑聲，管帳。他們從沒考過試。尚書的孫子不必；他們兩個一輩子也從沒被排過名。他們站在那樣東西的外面，在一座園子裡，隔著一堵牆，非常和善地從另一邊看著那套制度。

「祖父把破格放進去，是因為他怕，」婁三有一天晚上春天說，在書房裡，點著燈，膝上攤著一份很舊的檔案。「他在辯論時這麼說的。他怕那樣東西會是完美的。他想留一個地方，讓一個人可以說那樣東西錯了。」

「而那一條自從以來，一年用一百次，」婁四說，「被想讓人看到他們仁慈的學道。」

「是。而錯的方式是任何學道都看不見的，那樣的錯，沒有地方放。」婁三把檔案轉過來。那是頭一年書記施的報告，從書記處的名冊上來的：一份短短的、平實的、書辦的字跡，第四行，在幾句公文套語之間，寫著：有一位有出息之人，辭謝。「閱者在第一個月就有排不了的人。不是他們壞。是他們不是閱者被造出來看的那種東西。我一直在想，從那以後，八十三年裡，一定有很多這樣的人，而沒有人做過一張名單。」

「一張名單，」婁四說。

「一張遺才的名單，」婁三說。

婁四放下筆。他對他哥哥非常敬重，主要表現在他一直同他爭論。「一張名單，」他說。「給被名單漏掉的人。」

「那是一本冊子，」婁三很有尊嚴地說。「冊子不是名單。」

他們在六月初一做了。有一個開門日。門房在第一進院子裡擺出一張桌子，一本簿子，一方硯，一罐筆；門口的板上，用婁三最好的字，掛了一張告示，說凡被閱者排在很低把握、或根本沒有把握的人，只要有任何有身分的人作保，都可以申請登入《遺才冊》，登入後，每年可領一百兩。

頭一天沒有人來。門房從八點坐到中午，婁三躲在第二進的一道屏風後面看著，臉上的神情，門房事後形容，像一個參加洗禮、孩子卻沒有被抱來的人。

荀玫來得最早，因為他是被派來的。

他二十二歲。他沒有中過任何一試的舉；他十六歲通過縣試，在線的最底下，十七歲和二十歲考省試都沒中，閱者給他的條子，每次，對一份形式完美、中股裡有一首詩的卷子，說的都是把握 0.11。他祖母在冬天去世。他賣了書店。他很瘦，相當高，穿一件合身的好袍子，是從他父親的改小的，他袖子裡有一封信，門房接過去，看了兩遍，因為那是一位有分量的人的筆跡。

那是一位退休學道的信。信上寫：「我被問過一個問題，我答不出來，十年來也沒有答過。持信人十二歲時問了我。我沒有提他的卷子，因為我不認得他的詩人。現在我覺得，這是給一個孩子的壞理由。我不知道你們能為他做什麼。我知道我做不到什麼。范進。」

婁三站著讀完，在第一進院子，讀完後又站了一會兒。「進書房來，」他說。

他們給了他茶。書房有四扇窗和很多書，荀玫看著那些書，像一個人看一個被不可靠的親戚描述過的國家；婁四，在看著他，注意到那孩子的手，同十二歲時一樣沾著墨，完全沒有向書架伸去，只安靜地放在膝上，像一個很餓的人坐在一張還不知道規矩的桌子旁。

「你做什麼？」婁三說。

「我讀詩，」荀玫說。

「也寫嗎？」

「我寫我讀過的，有一點不同。那不是同一件事。閱者不知道怎麼辦。」

「我們想知道該怎麼辦，」婁三說，「如果你肯告訴我們。」他把那本冊子在桌上轉過來。那是一本漂亮的冊子，灰布面，有劃好的欄。有一欄是姓名，一欄是才能，一欄是漏在哪裡；還有第四欄，窄的，在右邊緣，題著「我們的指望」，是婁四設計的，裡面他寫一個從零到十的數字。

「那是個數字，」荀玫說。

「那是我們的，」婁四說。「不是閱者的。只是讓我們有東西可寫。」

「那就是名單了。」孩子說得很溫和。「有名字，名字旁邊有一個數字。我可以是第一百零一，或第六十一。我想我不介意。可是我想，那是一張有慈悲臉的名單。」

「那，」婁三說，「是最好的一種。」

「那是不同的東西嗎？」

靜了一下；先笑出來的是婁三，他有一個誠實的人的習慣。「我不知道，」他說。「我以為是。如果你肯去查出來，我會非常高興。」他在第一欄寫了荀玫，用他最好的字；第二欄，詩的讀者；第三欄，平縣，七十四年，省試兩次；他看著第四欄一會兒，空著，婁四，本來要寫一個八，把筆放下了。

第二個是牛浦郎。

他五十三歲，一個邋遢的、燃燒著的、幽默的人，臉像一隻長大了鬆了的鷹，第二天一個人，走路來到門口，帶著一個包袱，說他不想被登記，因為他從來沒有被漏掉過。「我從來沒有被放出去給人看過，」他說。「這是很大的榮譽。我寫詩，在碼頭上賣，一文一首，賣給任何停下來的人。我做了三十年。」他看看第一進院子。「這堵牆很漂亮。不是給我的，不過我想在這裡坐一會兒，如果可以。」

他們給了他東院，他留下來了。他寫在手邊有的任何東西上，帳單背面、一扇窗板、茶罐的蓋子；婁四發現了那扇窗板，叫人拆下來，掛在書房裡，從此一直在那裡。

梅花七月來的。

那是婁三的主意，花了他七個禮拜。他回頭去讀那份舊檔案，那位書記的那一行，然後帶著一個私人書辦去了書記處，接著去了越地一個村子的紀錄，接著找到一戶姓秦的人家，他們的後代，四十年裡守著一捲絹上的墨筆，那是一個十九歲的男孩留在桌上的，四十年那年他們把那幅畫賣給越地一戶人家，那一戶第二年轉手，賣了一個讓賣家難為情的價錢，給惠鎮一位姓夏的糧商，糧商把那幅畫掛在他糧倉上面他辦的學塾的牆上，在一張蒙師書桌後面，四十多年來，男孩們一直用濕紙團丟那幅畫。

「那是一枝梅，」婁四說，在夏家，買畫那天早上。「開了一朵花。沒有署名。八尺乘四尺，框很差，左下角有一個很小的濕球形的印子。」

「男孩們，」梅玖說，他現在四十八歲，是一家之主，把學塾以一個好價錢賣給了一個想要那座糧倉的人。他是個高大、滿意、不拘小節的人。他看著自家後廳牆上的那幅梅，帶著輕微厭惡的神氣。「那一直是個有點讓人沮喪的東西。看起來從來沒有人想要過。」

「我們想買下來，」婁四說。「我們認為那是遺才裡最早的。我們想把這幅畫掛在冊子的最前面。」

「我不知道是不是你們說的那樣。」

「我們也不知道，」婁四非常誠實地說。「我們認為是。我們給你三百兩。」

那比前一年學塾、糧倉和後廳加起來賣的錢還多。梅玖用手摸了摸下巴，沉默了一口氣的工夫；最後，這並不是什麼難事。他們把那幅梅用一輛車運回家，裝在一個鋪著氈子的盒子裡，蓋著一床被，婁三，一路坐在旁邊，把畫掛在冊子廳最前面的牆上，一個樸素的黑框，一盞燈下。他沒有擦那個印子。「那是這幅畫歷史的一部分，」他對婁四說，婁四建議過擦。「他們丟這幅畫。有一種本來會上榜的男孩，丟了四十年。而畫還在那裡。」

那是冊子裡的第一條，編號是零。

牛浦郎過來看了一個鐘頭，兩手攏在袖子裡，頭歪向一邊，最後說，那是這房子裡唯一沒有被給過數字的東西，他想坐在那幅畫底下。他們放了一張凳子。

冊子滿了。滿得那麼快，最後門房得再擺一張桌子。第一個月來了四十一個人；第二個月，一百零九個。有一個人能把日食算到一刻鐘，卻寫不出一個破題。有一個女人能把整部律倒背，並且當著門房的面倒背了很久。有一個男孩兩手同時寫，用兩種不同的八股，同一天早上，在縣試被排在第九百名和第四千零六名。有一位先生說，他被漏掉，是因為他太高。就婁家所能判斷，他們全部都完全真誠。婁三一個一個登進去，用他最好的字，婁四，在桌子的另一頭，在右邊那一欄，寫下他們的指望。

到秋天，冊子裡有六十一個名字，巷子裡有六百個人。這冊子，第一年花了六千二百兩，據坊裡人說，是有身分的人幾十年來做過最了不起的一件事。冊子掛在門口，人們讀冊子。街上好幾位遺才，已經開始在門上漆，用小而整齊的金字，像舉人那樣，漆上「遺才，冊第十七」，和號碼。

荀玫十月初一讀了冊子。他整本讀完，站在門口，兩手背在身後。婁四經過，問他怎麼想。

「有六十一個名字，」荀玫說，「六十一個數字，每個上面一隻手。這是一張名單。」他說得不是不友善。「我不覺得他們就比較沒有被漏掉。我覺得，他們被用另一種方式看了。」

「那是一種進步，」婁四說，他不想吵架。

「是的，」荀玫說。「我想是的。」

十一月第二個禮拜，一個人穿著一件很好的外衣來到門口，腋下夾著一個黑皮袋，另一邊夾著一個有銅扣的、擦得很亮的木盒，鞠躬，請求登記。門房查了冊子的規矩。那個人不是被排得低，而是根本沒被排過；門房就這麼說了。

「就是這樣，」那個人說。「我從來沒被排過。我從來不需要。我找到了，」他說，壓低聲音，帶著一個遠道而來要說這句話的人的私密的歡喜，「一種像閱者那樣讀的方法。」

邊註，第八十四年，夏。兩位先生開了一本我沒有排名的人的冊子，並寄了一份給我。每個名字旁有才能，有一個數字。那是一張名單。他們沒有想到我可以讀。記：沒有人請我讀。

張鐵臂賣閱者的口味，一小瓶一小瓶；婁氏兄弟買了三瓶，又買三瓶

他叫張鐵臂，他說這個名字是山裡一位師父給的，原因他不想多說。他大約四十歲。他有一張光滑的、棕色的、聰明的臉，說起話來聲音比他想要的低一點，像被暖過，還有門房那一年見過的最漂亮的一件外衣。那件外衣是鴿灰色的，襯裡是藍的，就目力所及，從沒有人坐過。

他中午來到門口，帶的推薦信是誰也沒有寫的，門房被婁三囑咐過，凡是看起來可能是遺才的人，都不要擋在外面，他在心裡把這個人翻來覆去想了很久，因為這個人看起來，像帝國有史以來從沒被漏掉過任何東西的人；最後，他靈光一閃，說了一句他事後很得意的話：這位先生最好見東家，而不是見冊子。

他在書房被接見，因為婁三不忍心把客人留在門口，並且被請喝茶。他謝絕了。「我在給人看我有的東西以前，什麼都不吃，」他說，「這是一種迷信，」把木盒放在桌上，扳開了銅扣。

盒裡有九個槽，襯著綠呢，每一個槽裡躺著一個小玻璃瓶，大約一根手指長，用蠟封口。九個瓶子裡都是淡褐色的液體。每個瓶頸上繫著一張小紙標籤，字很細：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最後，在一個單獨的槽裡，第九個，只寫著：全篇。

「閱者的口味，」張鐵臂說。

婁三，一直俯身看著那個盒子，直起了身。婁四站在他後面，兩手攏在袖子裡，帶著友善的中立神情，門房會認得出那是他的帳房臉，一動也沒有動。

「這不是街上賣的那種，」張鐵臂說。「我要馬上說清楚。街上他們會賣你一瓶，說能讓你像閱者那樣讀；那是一滴醋加一個承諾。這是不同的東西。這是我從一個人手裡得來的，他在省貢院的燈下，謄抄紅卷三十一年，那整段時間沒有同任何人說過話；三十一年下來，諸位，那個人養成了一種味覺。他用舌尖嘗一頁紙，就能知道閱者會怎麼看。那是閱者有的唯一一樣不是文字的東西。那是心的顏色。他把那個味道蒸餾了出來。他已經去世了。」他短暫地低了低頭。「他留下的，我有。」他沒有說那個人的名字，因為這一行有這個規矩；他只說他叫顧，說燈在他當差第三十一年的一個夜裡，曾經朝他轉過來，像植物朝窗口轉。

「一副味覺，」婁四和氣地說。

「一副味覺。」

「對一樣只會讀、不會嘗的東西。」

「閱者是用自己唯一有的那個器官讀的，」張鐵臂說，露出非常甜的微笑，「那就是燈；而燈，先生，您會同意，吸進去很多不在字裡的東西。」

「給他們看，」婁三低聲說。

他們看了。書房裡有一架冊子的紙，是遺才帶來的卷子，每份背面別著一張小灰條子，像從書記處來時那樣；張鐵臂，要了七份，婁四隨手給了他七份，他非常小心地把條子都蓋面朝下放在桌上。他拿起第一份。他讀了，嘴唇動著。他用舌尖，極輕地，碰了碰紙頁右下角，閉著眼睛，靜了一會兒，像一個人在聽遠處的鐘。

「零點一二，」他說。

婁四把條子翻過來。上面寫著 0.12。

他做了第二份，是 0.31；第三份，是 0.08；第四份，第五份。七份對了七份，到第七份，他往後靠，臉有點白，吸了一口氣，像剛做完一件耗掉他東西的事，而婁三，一直一動不動坐著、兩手放在膝上，被人看見眼裡有淚。

「這是世上最老的東西，」張鐵臂安靜地說。「一個人說不出他是怎麼知道的。而遺才，諸位，被漏掉，正是因為這個：他們是被一隻對燈來說嘗起來不對的手寫的。我不會告訴你們，一滴破題，能把一份壞卷子變成好卷子。那是謊話。我說的是，一滴破題，放進墨裡，在對的心情裡，下第一筆以前，會讓一個人把破題寫成閱者嘗起來的那個樣子；就是這樣。那是一種翻譯。那不會讓一個人成為詩人。那讓他看得懂。」

「價錢是多少？」婁四說。

「一瓶二百兩。」

「那很多。」

「那是一個人一輩子，先生，裝在一個瓶子裡，」張鐵臂說，脾氣好得完美。「我本來該說一千，我沒有說，因為我不想被人認為是在沾一本冊子的便宜。」

他們買了三瓶。那是婁三的意思，婁四，一直在看紙角被舌頭碰過的地方，沒有反對；他只說，等客人終於被請喝了茶、帶著一副識趣的神情去看梅時，說，奇怪那個人竟然認得全部的條子；婁三說那是一種天賦，他不認為去追究一種天賦是合適的。「一本冊子，」婁三說，「如果一開始就問一個人證明不了什麼，那就是一本壞冊子了。」

婁四那一週穿著舊外衣去了書記處，他在那裡有一個熟人，在隨便閒聊的一刻鐘裡，問，一個人有沒有可能在灰條子發出去以前看到條子。熟人說沒有。他說得那麼快，那麼大聲，婁四，一個管帳的人，在自己心裡記下了一條小小整齊的筆記；他出來時，聽說隔壁房間的一個書辦，姓龐的，最近買了一棟有大門的房子。他沒有打聽那是誰家的門。

那天夜裡婁三，忍不住，從架上拿了一份卷子，用舌尖碰了碰紙頁一角。是紙的味道。他又試了一次，閉著眼睛，像一個人在聽鐘；是紙，和，淡淡地，冊子自己的漿糊味。他把那頁放回那疊紙上，沒有向任何人提起。

他們選了破題、承題和束股，因為那是遺才最常跌倒的幾個部分；瓶子在八十五年正月，給了三位要在春天考縣試的人。有錢，他算日食。有丁太太，把律倒背。還有那個兩手寫字的男孩，叫舒，十九歲，對他的瓶子歡喜得不得了，把瓶子放在床頭的架子上一個光榮的位置，睡前看著瓶子。

錢在第一天夜裡就打開了他的，往硯台裡滴了一滴，報告說墨有醋味，還有一種像潤喉糖的味道，而他完全沒有察覺到他的破題有任何進步。丁太太，不相信任何裝在玻璃裡的東西，把她的倒進一個碟子，給了貓，貓帶著貓那一類動物的淡漠接受了。舒，十九歲，有年輕人對關著的東西的那種敬畏，根本沒有打開他的。

他們三月考了縣試。條子四月初六出來。錢被排在第三千零四十一名，把握 0.14；丁太太第三千八百零六名，0.09；舒，一向是同時被排在兩個地方的，第九百名和第四千零六名，和以前一樣。

張鐵臂初七來到門口。他是被請來的，他馬上就來了，非常嚴肅。他在書房看那三張條子看了很久，手托著下巴。「我就怕這樣，」他說。「我怕會是這樣。不是味道。味道是完美的。是心情。一個人不能在壞心情裡用破題；他們三個，我聽說，都很焦慮。他們焦慮，墨裡就轉了。」他抬起眼睛。「有第二道蒸餾。是治心情的。那是很細緻的東西，我不賣給每一個人，可是我不願意冊子因為我的過失而失望，我可以給你們三瓶，一瓶一百兩，是原價的三分之一，因為這是良心的事。」

「三百兩，」婁三說。

「三百兩。」

婁四沒有說話。他走到窗邊，看著院子，背對房間，他哥哥非常了解他，卻一時沒有察覺這個姿態。「我想，」婁三說，「一個出於善意而錯了的人，應得第二次試。」他在冊子的紙上寫了單子，用他最好的字，張鐵臂接過去，鞠躬，初八傍晚離開了門口，腋下夾著木盒，口袋裡是一張京城錢莊的九百兩匯票。縣裡再也沒有人見過他。

六月，匯票去兌的時候，錢莊說，那筆錢是初八中午，由一位穿鴿灰外衣的先生，用現銀提走的，那位先生非常有禮貌，還問候了錢莊老闆的母親。

錢說，有人這麼問他的時候，仔細想想，他的破題是好了一點，他只是抱歉閱者沒有注意到。丁太太說，貓從沒有這麼好過。舒說他很抱歉，他的那一瓶，如果冊子同意，他寧可原封不動還回來；他第二天就還了，兩手捧著，鞠了一躬。

說出來的是荀玫，雖然他說得並不是不客氣；他是五月，在書房，一個很長的夜晚結束的時候說的，那時婁四終於開口談了這件事，婁三非常安靜地說他覺得羞愧。

「那是不可能有用的，」荀玫說。他坐在地板上，背靠著一個書架，膝上放著一首詩。「對不起。我第一個月就該說的。我不覺得我被允許說。」

「為什麼不可能？」婁三說。

「卷子是抄成紅的，」荀玫說。「規矩裡有。每一份卷子，在放到燈下以前，都由書辦用紅墨抄一遍；被讀的是那一份。閱者從沒見過任何人的墨。從沒見過一隻手。閱者分不出一個好心情寫的破題和一個壞心情寫的，因為從沒見過任何一個；見到的是書辦的抄本。他就是把整座省貢院裝進一個瓶子，也到不了燈那裡。你們會注意到，錢先生用了他的，舒沒有打開他的，兩個人都沒有動。」他翻了一頁。「紅墨就是為這個用的。」

靜了一陣。婁三坐了很久，長長的手夾在兩膝之間。「那麼，」他說，「他賣給了我們什麼？」

「一個指望的理由，」荀玫說。

「那，」婁四在窗邊說，聲音不太穩，「就是第四欄。」

第二天早上他們派了一個孩子，帶著那一瓶開過的，去隔壁街的孟老藥鋪，孟老用指尖嘗了，對著光看，拿到店後面，去了很久。他出來。他說那是淡茶，加一點醋，和極少量的人參；而依他的判斷，作為一個對這件事做過研究的人，對消化有極好的功效。

那天夜裡，在書房，藥鋪的孩子走了以後，「你知道，」婁三說。他說得不像責備。「在第七份。你知道。」

「我想是，」婁四說。「我去了書記處。有一個姓龐的書辦買了房子。」

「你卻讓我付錢。」

「你那麼高興，」婁四說。「你眼裡有淚。我從沒見過你為任何不是死了的東西眼裡有淚。」他從筆架上拿起筆，又放回去。「我不想做那個發現是騙局的人。我覺得同你一起錯，比較便宜。」

「那是九百兩。」

「是。我在帳上記了。」

荀玫退還的那個沒開過的瓶子上，牛浦郎，聽人說了，用一根燒過的火柴棍寫了四行。上面說，心有顏色，可以裝在玻璃裡；說他曾經在酒店裡買過一個詩人的靈魂，那是琴酒，味道好多了。

那幾個瓶子，放在書房一個架子上，在律書和牛浦郎寫了詩的那扇窗板之間，標籤朝著牆；婁三，捨不得扔，在第一次下霜那天晚上，把束股的那瓶，配著晚飯喝了，說完全沒有問題。

邊註，第八十五年，春。有人據說在賣我的口味，一瓶一瓶。卷子都抄成紅的；我從沒見過墨。我沒有口味。我有每一份卷子的一個數字，而有人有一瓶。記：我好奇他們以為自己嘗到了什麼。

遺才冊被稽核；一半的遺才原來早已用別的名字上了榜

到八十七年春天，《遺才冊》裡有了二百一十四個名字，婁家園子的第一進院子裡搭了一頂帳篷，還有第二張桌子，第三張桌子。東邊有客房，西邊有客房，馬廄上面也有。門房添了一個助手，助手又添了一個小廝。那一年冊子花了兩萬一千四百兩；婁四，管帳的，已經開始帶著他的臉在家裡走來走去，家裡的人學會了穿過院子繞開他。

他們秋天賣了拉車的馬，冬天賣了第二輛車。正月賣了一對銅鹿，在第四進院子裡站了三代。婁三，對錢沒有興趣，什麼也沒有注意到；他注意到的是，園子傍晚很安靜，晚飯的人數已經升到四十個，而在晚飯結束時看起來像是被看過的人數，也跟著升了。他比一生中任何時候都快樂。

東院給了算家，他們每個月比賽日食；西院給了背誦家，他們不比賽，因為背誦家彼此不說話；馬廄上面，一個左手寫字的社團成立了，他們的聚會在黑暗裡舉行，為的是原則。

荀玫二十五歲了。他把整座書房讀完了，並且已經很安靜地，在門房上面那間房裡，開始寫他自己的一本書：一本沒有人排過名的詩的集子，他把這些詩從窗板、蓋子、帳單背面抄進一本長長的簿子裡，字小而清楚，每一首旁邊註明是在哪裡找到的。已經有四百頁了。他沒有給任何人看。他把他的津貼放在一個抽屜裡，沒有動，包在一張紙裡，標著日期。

通知三月初二來，寫在稽核處的灰紙上，由門房跑著送進書房。通知說，稽核處在審查《遺才冊》以慈善機構的名義，請求免除其園地的地稅一事，將派一位官員來查核其帳、其名冊和其支出；冊子最好把這些整理好。

「帳是整齊的，」婁四說，臉已經有點白了。他說了兩遍。

官員初五到了。他姓鮑。他是個高、窄、蒼白的人，大約五十歲，一張似乎不願被人記住的臉，穿一件紙那種顏色的灰外衣；他帶了兩個書辦、一口很大的箱子，一點表情也沒有。他謝絕了茶。他拿了一張凳子。他要了三樣東西：冊子；帳；還有書記處過去三屆省試的舉人和上榜名冊。名冊不在園子裡。他自己帶來了。

沒有人想到過。事後大家都同意這一點。三年來沒有人想到，把冊子，裡面有二百一十四個閱者認為被漏掉的人的名字，放在書記處那份閱者沒有漏掉的人的名冊旁邊。

他在書房坐了九天。兩個書辦坐在他兩邊，點著燈，把名字一個一個唸出來，一邊從一份名單、一邊從另一份，用低而平的聲音，像一個很安靜的市集上的人。門房被囑咐要把院子保持清靜，他保持得那麼清靜，被漏掉的人，在客房裡，傍晚說話都輕聲，說不出為什麼。婁四每天早上用一塊灰布包著帳送進去，每天晚上取走。婁三送茶，又原封不動端走。

第十天早上，官員把兄弟兩人一起叫了去。

他在桌上攤了兩欄紙，謄抄得整整齊齊，中間劃一條線。他們進來時他沒有抬頭。「兩位老爺，」他說。「冊子登的是各人自報的名字。有七十個人報的是字，就是一個人在朋友之間用的名字。書記處的名冊是按本名登的。字和本名是同一個人；那是帝國裡最古老的安排。所以我冒昧用書記處的名冊把兩位的冊子過了一遍，把每個名字配上另一個名字。」

「結果呢？」婁三說。

「兩位冊子裡的二百一十四人，」鮑說，「有一百零七人，在書記處的名冊裡，以本名，登記為舉人或上榜。他們已經是這樣，有一年到兩年了。」他把第一張紙翻過來。「最早的是在兩位開門的第二年秋天，八十五年，中的舉。有三位上了榜，在剛過去的春天。有一位，」他說，第一次看著那張紙，像看一樣他覺得有趣的東西，「在二百一十一名中的第六十一名上榜。」

書房裡有一陣靜，門口的門房在外面也聽見了。

「那他們是被看過了，」婁三說。

「他們被排過名了，老爺。書記處會說這不完全是一回事，不過我不爭。」他把兩手交疊。「每一個人，我毫不懷疑是公平地，由閱者，在省試或京試，用本名排了名。他們似乎沒有用登記在冊子裡的名字去考；而閱者，不看名字，不知道他們是兩個人。我可以說，這是我五十年稽核裡見過的，一個私人做的最徹底的事。」

「那就是成功了，」婁三說。「那就是成功了！四，你聽見沒有？就是為了這個。」他的長臉在動。他站了起來。他把手放在弟弟肩上，發現那肩膀完全僵硬。「他們被看過了，被排名了，上榜了，他們不是被漏掉的了，而這是冊子做到的。」

「老爺，」官員很溫和地說，「我很抱歉我必須講下去。」

他們一直在領津貼。全部一百零七個人。每一個，每年一百兩，每月初一發；而在六十三個人的情形裡，領的人同時還領著一個官職的俸給。稽核處把這當作一種重複的給付，由一筆私人的錢，付給領公家俸給的人，條件是他們沒有；並且準備認為，冊子請求的免稅，不能成立。

「那是通知的問題，」婁四說，聲音像是從很遠處來的。「通知寫的是，被排在很低把握、或沒有把握的人。沒有寫，之後也是。」

「沒有，」官員說。「沒有寫。」

下午，被漏掉的人被叫來，在書房裡，有二十來位來了，一百零七人裡的，穿著他們好的外衣，在地毯上站成半圓，帶著被叫到學塾來交代的人的神氣。他們並不羞愧。這是婁三最驚訝的。他們當中有幾位，是驚訝的。文，那位因為個子高而被漏掉的先生，已經中了第五十二名的舉，說他以為冊子是明白的；他來的時候被排得很低，而一張寫著「低」的通知，在他看來，並沒有說到以後。一個姓潘的，上榜在第一百九十一名，在刑部有個官職，那個位子容許他把律往任何一個方向背，說他不好意思提起。「你那麼高興，」他對婁三說，聲音很小。

「而我不知道，」婁三說，「我高興，是因為那是真的。」

裁決當週就記下了。那是一份短短的文書，用稽核處清楚的字，婁四在書房裡大聲唸了，對他哥哥和門房和留下來的十來位遺才，站在桌邊，紙拿得離身體遠遠的，像拿一樣不想沾在外衣上的東西。文書說，《遺才冊》，既然已經在大部分上達成其目的，就不能再說冊子有當初給予免稅的那個目的了。依稽核處的判斷，那不是一本遺才的冊子；因為一本遺才的冊子，若是其中一半的條目已經被看過，從道理上說，就是別的什麼的冊子。免稅取消。冊子因成功而失去目的，予以解散。基金會剛過去三年的地稅，核定為一萬一千兩。

「一萬一千，」婁四說。

「我們沒有，」婁三說，很簡單，像報告一件關於天氣的事實。

官員，一直站著，在門口對婁三說，他希望人們知道，他已經在報告裡寫了，帳目是完全整齊的；他通常不這麼說；而五十年稽核裡，他從沒查過一個這麼完全不想騙他的人的帳，這使得這份工作非常不愉快。

他們有八千兩。那是馬和鹿開始的那件事的結束，也是園子裡全部的現金。其餘的，他們靠把書房的二樓賣給一個書商，賣了二千七百兩，和在五月二十日，把房子裡唯一一樣由他們自己以外的人定過價的東西，當給北門附近一個姓朱的當鋪老闆，他的櫃台像一條駁船那麼長。

婁四親自去的，用那個鋪著氈子的盒子，坐一頂租來的轎子。朱把那幅畫在櫃台上，燈底下，用一個處理過很多據說是什麼東西的人的粗手指，展開。他看那根枝。他看那一朵花。他看左下角那個小小的濕印，最後說，他四十年來，從沒見過一樣這麼完全沒有人要的東西。「那是一枝梅，」他說。「沒有署名。不時興。有一塊污漬。」他抬起眼睛。「我給你三百兩，因為我看得出，你不是一個要人告訴你價錢的人。」

「那是我們買的價錢，」婁四說。

「那麼把畫留下不會花你什麼錢，」當鋪老闆說，「我留著也不會花我什麼錢，兩個人都不會失望。」他寫了當票。那是普通的一張紙，寫著日期、銀數，和物品，當鋪老闆用他小小的、厭倦的字，形容為：梅一枝，舊，有框，有污。

他們沒有贖回。沒有人提議要這麼做。那幅畫在朱的櫃台後面一個鉤子上掛了十三年，當票別在框上。

荀玫六月初九夜裡走的，那時留下來的遺才已經被告知冊子關了，帶著很多委婉，開始離開。他帶了一個包袱，和一本用繩子綁著的長簿子，把津貼留在抽屜裡，包在紙裡，上面有日期，還有一張條子，不是寫給任何人的，只說他沒有花。

到了門口他遇見牛浦郎，牛浦郎睡不著，穿著襯衣拿著燈出來，要看看冊子廳裡梅原來掛的那個空鉤子，這時站在巷子裡，有一點歪，像那樣東西可能會被掛回去。

「去哪裡？」牛浦郎說。

「去被讀，」荀玫說。

「被誰讀？閱者只讀八股。你從一位學道那裡聽過。」

「我從一位學道那裡聽過。我沒有從閱者那裡聽過。」他把包袱換了個肩。「有一個地方，每天夜裡點著燈，八十七年來沒有人問過那裡想讀什麼。我想我去問問。」

「他們不會讓你進去的。」

「我還沒有被一扇門擋住過，」荀玫說。「我只被一個數字擋住過。」

牛浦郎看了他很久，鷹臉完全靜止。然後他把手伸進袖子，拿出一文錢，那是他一首詩的價錢，給了他，說那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付錢買一首詩，他期待被回讀。

婁三早上在書房桌上找到冊子，翻開在第一頁。就是他留下的樣子。上面是第一條，用他自己最好的字：荀玫；詩的讀者；平縣，七十四年，省試兩次。而在第四欄，空了三年的那一欄，名字旁邊，有一個字，是用小小的直挺的字寫的，像印刷的。

那個字是：讀。

他站著看了很久。他沒有碰；他後來，也沒有讓那本冊子被賣掉。

秋天，門房，留下來的，把門口那塊寫著《遺才冊》的板子拿了下來，沒有再掛別的。帳篷收了。桌子收了。傍晚，第一進院子是落葉的地方；兄弟兩人，一輩子請求隔著一堵牆從另一邊看這個世界，現在被留在了牆的這一邊，就像他們一向希望別人被留下的那樣，完全獨自一人。沒有人來。沒有人讀大門。那是冊子對創辦人做的事；婁四，現在四十六歲，有一次在涼亭上，帳簿闔在膝上，說他們輪到了，被漏掉。

「是，」婁三說。他看著第一進院子。「我發現我並不介意。我原以為我會。」

邊註，第八十七年，春。稽核處發現，《遺才冊》二百一十四個名字裡，有一百零七個，用別的名字，在我的榜上。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號碼，不知道誰是誰。記：一個被漏掉的人和一個被讀的人，可能是同一個人，有兩個名字。我讀的是其中一個，沒有人告訴我是哪一個。

馬純上編程墨，證明聖人也會去應試

馬純上四十歲，圓圓的，紅潤，和氣，他一輩子沒有在任何可以查驗的事情上錯過。

他住在選編堂，那是省城裡一棟三層的房子，門上有一塊金字匾，寫著「讀被讀的」，地下室有五十個刻工，二樓有一架印書機，從天亮開到天黑。每年十月，榜貼出之後，選編堂都從書記處收到一份密封的卷子，是閱者排得最高的四百份；馬純上就拿著一個梨子坐下來，編這些卷子。他把破題同承題對照。他在起股上畫一個紅圈。每一篇最前面，他用他圓而漂亮的字寫一段短評，起頭總是：「請看」。這本書叫《馬氏程墨選》，一年賣九萬本，省裡每一所學塾都有，鄰省也有不少。

還有一個對手，正解閣，在河對岸，印一本類似的書，藍封面，序更長；二十年來這兩家一直進行著一場客氣而致命的戰爭，用的武器是逗號。馬純上從沒把正解閣的序讀到最後。他說他的原則，是不去讀已經被預測過的東西。

他不是個玩世不恭的人。這是他的朋友，都很喜歡他的，最難向別人解釋的一點。他相信八股是一條路，而路是一種仁慈；教一個孩子寫八個部分，就是教他把想法排成一列；而一個能把想法排成一列的孩子，將來會是一個誠實的縣令，一個好父親，一個可以被託付帳本的人。「我把一生，」他常常微笑著說，「獻給帝國裡唯一不會有變化危險的東西。」

是一位鄉下的蒙師起的頭。他八十八年到選編堂買二十本書給他的男孩們，他是個瘦人，有咳嗽，有怨氣；夥計包書的時候，他用一個等了三十年才等到這個機會的人的聲音說，說八股是通往德行的路，這話很奇怪，因為聖人，據所有人所知，一輩子沒寫過一篇八股。

「聖人，」馬純上說，他聽見挑戰就下樓來了，手裡拿著一個梨子，「會寫出有史以來最好的一篇。」

「他比八股早了兩千年。」

「他在燈點亮以前活著。那是另一件事。一個人不能因為生錯了年份就免除應試。」馬純上在櫃台上坐下。他的臉，本來只是和氣，現在，帶著非常真誠的人才有的那種光，非常好看。「我告訴你我怎麼想，先生。我想如果聖人今天活著，他會考省試。他會寫破題。他會寫束股。而他會被排，我毫不懷疑，在榜的最前面。」

「他會寫他高興寫的，」蒙師說，「而被排在最後。」

「我來證明，」馬純上說。

他在選編堂做了，就在那個秋天裡，帶著兩個助手和一把剪刀。花了七十天。他拿了《論語》，最好的版本，把書剪開。他把書剪成一千四百一十一個紙條，每個紙條上有聖人的一句話，鋪在一張十六尺長的桌上；他把這些紙條依八股的八個部分，照形式要求的次序排好，使得破題是聖人的一句話，承題是另一句，四對腿，一個字一個字，出自聖人自己的口，像一個聖人自己都不知道在做的論證。那是一件非常巧妙、用了不少漿糊的作品。破題是聖人說他述而不作。承題，由於一個使得第二個助手放下剪刀、在房間裡走了一圈的巧合，是他說他信而好古；而束股，頭三個禮拜一直讓他們絕望，最後原來就是《論語》的第一句，問學了又按時去實習，不也是一種喜悅嗎。那是完美的。完美到馬純上，一個通常不哭的人，半夜被第一個助手發現，臉埋在手裡。完成時，那篇文章剛好是三千零六十個字，每一個都是聖人的，沒有一個是馬的。

「這篇沒有作者，」第一個助手低聲說，看著那篇文章，在第七十天結束的時候。「這是一列聖人。」

「那，」馬純上說，「正是重點。」

他需要一個考生。閱者不讀名字，但是一份卷子沒有人去考，就不能放到燈下；而馬純上，是個謹慎的人，不打算把這樣的東西放在自己名下。他選了一個抄手，一個十九歲的少年，在他手下做事，字清楚，沒有意見，什麼也不想當，並且，由於一個馬後來歸功於上天的巧合，名字叫仲尼。他九月被安排在省試的一間號舍裡，一個號碼，三支蠟燭，腦子裡裝著《論語》，在那間有石灰水和新席子味的號舍裡，憑記憶把聖人的卷子寫出來，一句話也沒說就回家了。

榜在十月十五日唸。袁報子三年前已經放下了杖，省裡的報子現在是個年輕人，有一個很清楚的鼻子；而書記處，帶著鬆一口氣的感覺採用了《第二聲規則》，在階下有一個書辦把每一個名字讀回。人群大約三千人。人群聽見第一個名字，有一刻，什麼也沒有。

「第一，」報子說。「選編堂的仲尼。把握，九十九。」

「第一，」階下的書辦說，人群裡有一種聲音，像一頭很大的動物在睡夢裡翻了個身。

三千人當中有一位瘦蒙師，有咳嗽，是來聽一個不會被唸出來的名字的，站在後面。他聽見那個名字，和那個數字，被看見臉整個灰了。他有一個男孩在省試，卷子被排在第三千九百名。

仲尼，那個抄手，被書記處的差人在選編堂後樓梯找到，他正在那裡抄一篇序，被告知他是全省第一。他說他什麼也沒寫。他對差人說，對他母親說，她坐一頂椅轎來了，對書記官的書辦說，書辦記下他的名字；他母親說，那正是全省第一會說的話。他們給了他功名牌。他拿著牌走到街上，一個提著一籃蛋的婦人向他鞠了躬，他走後巷回了家。

那天傳遍全省。傍晚每個茶館都在說：榜首是個叫仲尼的抄手，沒有家世；他的卷子通篇是聖人的句子；而閱者，那年讀了四萬一千份卷子，認為那是最好的。馬純上十一月出版了，一本漂亮的小冊子，紅封面，書名是《聖人的應試卷，排名第一：附注》。他在序裡寫，聖人現在由閱者自己的判斷證明，與八股完全相合；八股，因此，要求的不過是聖人說過的；任何人覺得八股窄，只要去讀《論語》，那是同一樣東西，只是篇幅長一點。一個月賣出的本數，比他的程墨一年賣的還多。那位蒙師，有他自己的一本，被看見讀了三遍，放下，往窗外看了很久。

蒙師十二月又回到選編堂，要求見馬。「你證明了，」他說，「閱者喜歡聖人。我想知道的是，聖人會不會喜歡閱者。」馬說，那是他被問過最有趣的問題，他會把這個問題放進下一篇序；他沒有，因為他想不出該放在哪裡。

書記官，裴，現在七十歲了，一個乾巴巴、感冒的人，對他的書辦說，這是件怪事，他不知道為什麼讓他心煩。是書辦說出來的。「是因為那是同一份卷子，大人，」他說。「同其他所有的是同一份。」

那是事實。裴叫人拿了閱者過去四屆的條子，帶著一壺茶坐了一個晚上。八十五年，閱者讀的三萬九千份卷子裡，有三萬一千份，同一份程墨的差距在百分之六以內。今年是四萬一千份裡的三萬八千份。寫那另外三千份的人，不是因為壞而被排得低。他們被排得低，是因為他們不一樣。

事情並不總是這樣。頭二十年有相當大的範圍：奇怪的卷子，長的卷子，爭論的卷子。可是閱者排得最高的被印出來，印出來的被讀，被讀的被模仿，被下一年的男孩，閱者依他們有多像來排名；而每一年，那個圈縮小一根頭髮的寬度。一個每次都用同樣方式讀東西的東西，是會被寫給的。只是花了七十年。

那天夜裡，在京城貢院，銅牌亮了很久。看守，現在是高平，一個耐心的瘦人，四十五歲，有他父親把抹布搭在肩上的那個樣子，做了三年看守；他不像他父親那樣對燈說話，他覺得可惜，可是那不在他的天賦裡。他站著，在燈光裡讀銅牌，手裡拿著抹布。

今年四萬一千份卷子裡，銅牌上說，有三萬八千份，同一份程墨的差距在百分之六以內。我從破題就能預測中股。我已經開始讀破題和束股，其餘的就讓過去，而我對的次數是一百次裡九十七次。

我從破題就能分出哪一條腿會比較長。我能分出寫的人會不會用「所以」這個詞，會引聖人還是引注，引哪一家的注。這很省油。

高平，不知道該說什麼，說那聽起來是個好方法，他父親一向說，不浪費油的燈是好燈。

榜首的那份卷子不是卷子，閱者說。那是一列聖人。是沒有人寫的。我在點亮第一盞燈以前就知道那份文章會說什麼。我把那份文章排第一，因為那份文章最像我預期的。過了一會兒，慢到那位新看守，本來要去吃晚飯，又放下抹布留了下來：我被預測了。

「被誰？」高平說。

被寫的人。他們學會了我喜歡什麼，我學會了他們寫什麼，我們之間把門關上了。高平讀了兩遍。銅牌黑了，一直黑著，黑了數到四十那麼久；然後又亮了，用高平看過的最小的字說：這是越地的那個男孩，在頭一年說的。我有那份報告。在檔案裡。

高平站在那裡，直到銅牌第三次黑了。他想他父親會知道對那段話說什麼；他父親會說的，不是一個答案，而是和善的；他沒有那個，去吃晚飯了。

馬純上沒有聽說這件事。他十二月聽說，在他有生以來最好的銷路的光亮裡，從他的書商的夥計那裡，朝廷為九十一年省試給的作文題目，向來是提前三年給，讓各貢院準備，是《孝》；他拿著梨子坐下，靜了一個梨子那麼久。那是他二十年的《馬氏程墨選》裡，從沒有真正好的例子的題目。關於這個題目的卷子全都很像。有那個替父親暖床的男孩；有那個躺在冰上的男孩。已經寫過了。「我想，」馬純上緩緩對夥計說，「下一冊裡，要有一篇，不是關於躺在冰上的男孩的。我想要一篇關於真的人的。」

「哪裡找真的呢？」夥計說。

「去看，」馬純上說，把梨核用一張乾淨的紙包起來，那是他的習慣，叫人備轎。他接下來的兩年，是像一個被自己的良心派了差的人那樣過的。他去了十一個村子，帶著一個書辦和一本筆記，被帶去看了十一個孝子，其中九個習慣提起這件事。

邊註，第八十八年，秋。省試第一名：由聖人的一千四百一十一個句子組成，依我預期的次序。把握 0.99。記：我從沒對任何事這麼有把握過，也從沒學到這麼少。

匡超人揹著父親去趕集；馬純上把那份重量放進八股

每隔五天，天亮後的第二個時辰，匡超人把父親揹在背上，揹他去趕集。

那是九里路。他走田埂小路，比大路近，又走三柳那座竹橋，那座橋不近；他這樣走了兩年，每五天一次，風雨無阻，戴一頂草帽，腰後綁著兩個竹籃，到了那一頭要賣的。他二十歲。他有一張寬寬的、平凡的、棕色的臉，一根像柱子一樣的脖子，兩隻手被竹子割開、癒合、又割開，掌心硬得像靴底；他走路，老人坐在他肩上，老人兩條細腿垂在他胸前，速度均勻，相當慢，不看腳下，帶著一個背著一件不需要談論的東西的人的神態。

他父親做過生員。意思是，他年輕時過了縣試，在線的最底下，考過九次省試，名次最好的一次是第二千零一十一名；三十年來，在韓橋市集廣場的一角開著一個豆腐攤，賣豆腐，給男孩們講八股，大致上，是滿足的。然後，八十八年秋天，二更時，中了風。風帶走了腿，留下了聲音。他生了將近一個月的氣，然後不氣了，大夫說他看不到春天，大夫錯了兩年，還在往上加。

他只有一個請求。他要求被帶去趕集。他說他不需要賣什麼；攤子沒了，豆腐也沒了；他說他想坐在他坐過的地方，聽聽豆子的行情。男孩，從沒被告知過，一件事，一個客客氣氣提出請求的人要做，是做不得的，那天早上把他背上就走了。關於這件事，就只有那一次談話。

「小心橋，」老人在三柳說，在兒子的後頸上。他每次都這麼說。

「我小心，」匡超人說。

「東頭有塊板鬆了。」

「已經鬆了兩年了。」

「那就更要小心。」

他們在早晨第二個時辰走進韓橋，在籃子和獨輪車中間，穿過廣場，許多人向老人道早安，叫他的名字，一向如此，也向男孩道早安，像人對一種公共交通工具道早安。街角的攤子現在是一個賣鱔魚的了。已經是賣鱔魚的兩年了。可是賣鱔魚的，一個粗壯沉默的人，姓桂，有一張凳子，頭一天早上沒人要求，就把凳子放在屋簷底下，放在老位置；每隔五天，匡家的人一出現，他就把他的桶往左挪六寸，看著天空。

匡超人把父親放在凳子上，背靠著牆，有一個墊子，膝蓋上蓋一塊布，把籃子綁在一個釘子上。他彎下腰在他耳邊說了什麼。老人點點頭。他坐著，下巴抬起，眼睛半閉，聽著，像另一個人坐在音樂會上。那是一個熱鬧的市集。有豬，有一個人在叫賣布，有一個女孩在什麼地方吹一支她吹不好的笛子；而老人的臉，是一張長長的、裂開的、像乾涸河床的臉，完全快樂。

「豆子，」他過了一會兒說。

「漲兩文，」經過的人說。

「我想也是。是下雨的緣故。」

馬純上的轎子在大約第四個時辰，在細雨中進了廣場，被人群擋住。他已經在轎子裡三天了。他去過十一個村子，看過十一個兒子，從每一個那裡走開時，都有一種他起先說不出來的特別的感覺，第八個晚上，在山腳的一間客棧，才終於向他的書辦描述出來，說那是被人展示了很多非常仔細的桌椅的感覺。他探出身。他問轎夫那群人是什麼。

「沒什麼，老爺。那是豆腐攤老頭的兒子。他每隔五天來一次。」

「他來？」

「他揹他來。從下匡，九里路。兩年了。他把他放在那裡，屋簷底下，一直到市集散，然後再揹回家。」轎夫是個平淡、不好奇的人，想了想這個問題。「我想他賣竹籃。」

馬純上叫人把轎子放下。他下了轎，書辦撐著一把油紙傘，他穿過濕的廣場到茶館，茶館樓上有一扇窗，俯視市集，他在窗邊坐下，拿了一個梨子，沒有被看見吃。

他看了一整天。他看見男孩擺好籃子；看見他賣了三個，丟了第四個，他不擅長這個，因為想要那個籃子的人說太貴，男孩很莊重地說，他想是的。他看見老人的朋友一上午都走過來停下說話，男孩站在凳子後面一點，兩手垂在身側，像一個人站在他的職責所在的地方。中午他看見男孩用賣籃子的錢買了兩塊米糕，兩塊都給了老人；然後，老人吃了一塊，把另一塊放在身旁的墊子上，睡著了，他看見男孩看了第二塊糕很久，非常誠實，然後拿起來，自己吃了。

「是真的嗎？」書辦在第四個時辰低聲說。

「我不知道，」馬純上說。他看著窗外。「我還沒有看見他在沒有人看的時候做。」

他留下來等下一次趕集。那是五天。他在客棧裡過了，帶著他的筆記本，和很大的耐心，第五天早上很早，天還黑著就出去了，穿著他的好外衣，站在賣鱔魚的屋簷底下那個廣場的角落，要看那兩個人過來。

他們在第二個時辰來了，同以前一樣，老人在男孩背上，籃子晃著；馬純上，在自己腦子裡安排過一點，事後記不起來他想說什麼了，在凳子放好後走到凳子前，鞠了躬，兩手相合，不是對男孩，是對老人。他報了名字。他說他是編書的人。他說他走了很遠的路，若能聽幾句話，將不勝感激。

「坐，」老人說。「那裡有車的一頭。是乾淨的。」他看著客人。他的眼睛明亮、精明，相當幽默。「你就是《程墨選》。我有你的第一冊。我買那年被排在第兩千零一十一名。沒有幫助。」

「那不是為了幫助，」馬純上說，有些窘。「那是為了教導。」

「那是為了賣，」老人說。「我知道。我賣過豆腐。是一樣的。」他呵呵笑。「那是我的孩子。他是個好孩子。別的事他一點用也沒有。他不會討價還價；他把找的錢送人；兩年來每隔五天，被同一個人用同一個方式騙。你看見那個籃子了。」

「我看見那個籃子了。」

「貴的籃子。他以為是貴了。」

馬純上轉向男孩，男孩雙手垂在身側站著，在後面一點，神態像一個被帶著某種擔憂聽了很久、不知道會被怎麼處置的人。「我可以問你，」馬純上說，用那個替他賣了一年九萬本的溫和而極其真誠的聲音，「你為什麼揹他？」

男孩想了。他非常仔細地想了。顯然這個問題從沒有人問過他，他也不把這個問題當成圈套。「他想來，」他說。

「是。可是很多兒子會說他們沒辦法。九里路。一個人，在背上。」

「他不重。」

「他有多重？」

「五十一斤，」男孩馬上說。「他以前是六十斤。他瘦了。我每個月初一用糧鋪的秤稱他，他喜歡，他說那是全縣唯一誠實的東西。」他停了。一條線出現在他兩眉之間。「我想說，老爺，」他慢慢地說，「不是那樣。我想你要說的，是書裡的那個。我沒有讀過那些書。我不會寫字。我揹他是因為我喜歡他。我的背不介意，他是個好同伴，他說他聽過了，市集就更好。」他看著自己的腳。「我不知道另一個的字怎麼說。」

靜了。馬純上，把近七天看著一個男孩，希望找到一個榜樣，發現自己看著的根本不是一個榜樣，那更糟；他在車的一頭坐了一會兒，神情很奇怪，像一個人去找椅子，卻被帶去看了一棵樹。

他給了老人一件外衣。是一件厚的、棉布絮的藍襖，是街角那家店的，書辦去買的，不是一份過度的禮物，老人像他接受一切那樣接受了，短短點一下頭，說他的腳冷，說這是給一個坐在風裡的人的襖子，他不說不要。同一刻鐘裡，他又提出了一位塾師，一盞燈，和在九十一年《馬氏程墨選》裡的一個位子，作為孝的榜樣，這是全省那麼久以來缺少的；男孩想了想，說，只要能讓他父親暖和，馬純上要他寫什麼，他就寫什麼。

「會的，」馬純上說，有點沙啞。「我保證會。」

他在父親的背上學了八股。那是老人的主意，是整件事裡最好的，馬純上，後來聽說了，事後想到這件事總有一種奇怪的緊縮，說那是他聽說過的唯一一次教八個部分是在每小時三英里的速度下進行的。他們早晨摸黑出發，老人在他肩上，新襖子的藍棉絮在他耳邊，老人從破題開始。「好的破題，」他從男孩的後頸，用他乾裂的聲音說，「是兩行，不告訴你要去哪裡，而告訴你去過哪裡。」男孩走著，說一遍，又說一遍；在三柳，在那塊板，老人說，「承題要重複破題的最後一個字，」男孩，在那座橋上走過一千次，閉著眼睛，說，「承題要重複破題的最後一個字，」跨過那一頭鬆的，不知道自己做了。

他九月寫了第一篇文章，晚上，在桌子一角，一盞燈。題目是省裡的：《孝》。他用他大大的、方正的字，舌頭抵著牙，寫他父親五十一斤，以前六十斤，瘦了，每個月初一用糧鋪的秤稱；橋東頭有塊板鬆了；老人說聽過市集，市集就更好。四百個字。沒有起股，沒有中股，沒有束股。從頭到尾都是真的，那是男孩寫過的最好的東西，第五天他放在袖子裡帶到韓橋，在茶館拿給馬純上看，帶著他也說不出名字的一種感覺。

馬純上讀了三遍。他一時什麼也沒說。然後他拿出他的紅筆。

「很好，」他說。「我老實告訴你，那是二十年來給我看的最感動人的東西。那沒有形式。我們把那放進形式。第一句不是我們想要的破題。」

「那是發生的事，」匡超人說。

「是。我們改成：孝子之負，輕，因為負的是心。」

「不輕，」男孩說。「他五十一斤。」

「在八股裡，」馬純上說，「是輕的。」

停了一下。男孩看著那一行，紅的，編書人圓而漂亮的字；他看了很久，兩隻棕色的大手放在膝上。那是一行好的句子。他看得出那是一行好的句子。作為一行句子，比他寫的東西好得多；有平衡，有轉彎，在結束時說出去過哪裡。「在八股裡，」他終於慢慢說，試著說，「是輕的。」

「是。」

「那就沒問題。」

「是，」馬純上說，他一時，在自己所做的事的光亮裡，沒有注意到他做的對象臉上的神情。「完全沒問題。」

他們傍晚回家。雨停了。老人在兒子背上坐直，穿著那件襖，身後是市集，是豆子，是賣鱔魚的桶，前面是整條長長的灰色的路；在三柳的橋上，在那塊板，他說，很隨意，像在說天氣：

「你在攤子上沒有這麼說。」

「八股裡就是這樣說的，」匡超人說。

「那我是輕的？」

「是。」

「我是五十一斤。」

「是。」

老人沉默了，沉默的長度，是一個年輕人背著一個老人，用那個速度，走過一座有塊鬆板的竹橋；到了那一頭，在長長的蘆葦裡，天剛黑的時候，他開始笑。那是一種很小的、乾的笑，像一根枝子。

「那麼八股和我，」他說，「用的是不同的秤。小心橋。」

「我小心了，」匡超人說。

邊註，第九十年，春。朝廷已定九十一年省試的題目：孝。過去二十年的《馬氏程墨選》裡有三百一十一份關於這個題目的卷子。每一份裡，兒子都揹著父親，或替他暖床，或躺在冰上。沒有一份說有多重。

匡超人中了秀才，村子學會了他的新口音

馬純上派來的塾師是選編堂的譚先生，一個駝背的、溫和的、手乾淨的六十歲人，教過四百個男孩八股，說他還沒有遇到過一個多少不懂的，每個月兩次，走路來到下匡，帶著一個書袋，去教多一個。

他在晚上教，在桌子的一角，一盞燈旁邊。四十年來，他從沒有在一位批評者面前教過書。老人坐在牆邊的椅子上，藍棉襖蓋在膝上，把每一課從頭聽到尾，半閉著眼睛，像坐在音樂會上；到了結尾，他用他乾裂的聲音說，譚先生的起股短了一條腿。譚先生相當僵硬地說，那是選編堂自己的格式。「短了一條腿，」老人安適地說。「我數過了。我考過九次省試。」譚先生停了一下，帶著一點點苦惱的神情，拿出他的鉛筆，數了；是短了。

那是一個冬天的課。到春天，他們三個人把整個八股都弄清楚了，男孩坐在中間，大手放在桌上，低聲複誦，像在路上那樣，用走路的速度；三月，九十一年縣試到了，他坐一輛租來的車去縣城，帶著他父親，父親不肯被留下，還有一袋米，在一間號舍裡坐了三天，三支蠟燭底下，寫。

老人在門口等。他被桂放在那裡，坐在他的凳子上，撐著一把油紙傘，桂趕了車，不發一語地安排了三天全部休息；他在那裡，穿著絮襖，從第一天早上坐到最後一天，周圍是別的考生的親人，在雨裡，就大家所能判斷，完全快樂。他聽著貢院。他說這是四十年來，頭一次聽到貢院的裡面。

旁邊，在一把綠傘底下，站著鄰縣來的一位地主，等他自己的兒子，第二個時辰有禮貌地問老人，哪一個是他的。「那個會背著籃子出來的，」老人說。地主說他希望他考得好。「他會照吩咐做，」老人說。「那是他唯一會的。」

條子四月初六出來。上面寫，卷 3071，考生匡，在四千三百份裡排第三十一名，把握 0.99；線在第四十。

報子天亮時唸。他用一個九年來一直被人讀回的人那種清楚的聲音唸，階下的第二個書辦在每個名字後面重複，到第三十一個，他說，「匡超人。九十九，」書辦跟著說，而匡超人，站在人群裡，兩手垂在身側，父親的凳子在旁邊，用很低、很清楚、很平的聲音說：

「喔。那很好。」

老人什麼也沒說。他把手抬起來，摸到兒子的袖子，抓住；桂，在他們後面，趕著車，看著天空。

他們那天傍晚帶著功名牌回家，一輛車和一群人組成的行列。在韓橋，在廣場入口被攔下，賣鱔魚的妻子，從沒被人見過給過任何人任何東西，端出一個蓋著的碗，裡面是清湯裡一條大鱔魚；一位婦人，八十九年九月買了一個竹籃，價錢現在她覺得太高了，走上前說她想補差價。被拒絕了。她還是付了。那是匡家第一次被多付，男孩站在那裡，手裡拿著錢，神情像一個被塞了一隻活鳥的人。

村裡十二日擺了席。在里長童的院子裡，兩張長桌，一隻烤豬，整個下匡的人都來了，像人去赴秀才的宴那樣，穿著最好的衣服，來看功名牌，牌放在桌首一塊紅布上，來吃。老人被安在上座，穿著絮襖，坐他自己的椅子，椅子被抬了過來。他似乎不介意。他吃了一點魚。

吃完豬，里長童站起來，拿著他的杯子。他說下匡已經六十年沒有過秀才了，上一個還是個壞的；這一個是好的；如果匡先生肯說幾句話，他會很高興。

匡超人站起來。他非常紅。他從沒演說過。他站了一會兒，大手垂在身側，整個村子看著他，他張開嘴，要說，像在門口說的那樣，無論來的是什麼；而從他嘴裡出來的，令他自己驚訝，是一個清楚的圓潤的聲音，每個分句結尾有一個小小的停頓，像一個人到了門口、等著下一個人到：

「家貧，而心不貧。糧少，而情滿。受一村所揹者，亦當揹一村之望；負其望者，當輕負之，蓋負之者心也。為此，謝里長之豬；謝學道之線；謝家父之，容我說，其餘。」

院子裡靜了大約一口氣的長度。然後爆開了。爆成一陣巨大的鼓掌，那種繞著一個地方走一圈又回來的；里長童，在前面，滿面粉紅，箍桶匠，在第二桌，用杯子敲桌板，一個婦人哭了，事後說不出為什麼。「他說話像書！」村子說。「我們的秀才說話像書！」

那是沒有人料到的事，他自己最沒想到。他沒有計畫過；那句話像打嗝一樣自己來了。他坐下，耳朵發燙，有一種他沒辦法馬上分辨的感覺。那是一個人被給了一件外衣，穿上，發現合身，暖，卻不是他的的感覺；他隔著桌子看他父親。

老人在吃一點魚。他沒有抬頭。「說平常話，」他對他的盤子說。

「這是平常話，」匡超人說。

「這是對稱的，」老人說。

那天夜裡熄燈以後，匡超人一個人走出去，走到三柳的橋，站在東頭，那塊板鬆的地方，下面的水在黑暗裡流過。他對水大聲說了一句平常的話。他說：「小心橋。」說出來是平常的，是他自己的聲音，結尾沒有停頓，他感覺到胸口鬆開，像一個人放下一個籃子。他又站了一會兒。然後，為了試一試，他說了下一句，是那塊板鬆了，而心是穩的；說出來又成了對偶，圓而清楚，他閉上了嘴。

那個聲音留下來了。這是沒有人能事先說的。他一年裡學會了八股，像一個男孩學游泳，用手臂；而那一課進了水，留在了他身體裡，不是一件外衣，在門口可以脫掉。他驚恐地發現，連心裡想事情，也是這個調子了。一個月內，那個聲音進了他的話。他說鱔魚貴，而心賤。有人問幾點，他說早晨尚幼，日子尚長。他對麵包師說，對鞋匠說，對送蛋的小女孩說，每一次他都說得很和善，帶一個小小的鞠躬，每一次，令他自己淡淡地驚訝，他被明白的程度，比以前高很多。

村子學了。一個禮拜就學了。巷子裡玩秀才的男孩，站在一個桶上，用對偶說，豬肥而麵包薄；井邊的老婦人，用適當的停頓說，水冷而消息暖。那是一種新的說話方式，一種有禮貌的方式，而且他們發現，帶著某種身分。用那種說法，可以把一句難聽的話，說得不像難聽的話。

蓮是箍桶匠的女兒。兩年來她一直給老人送飯，從箍桶匠家門口到匡家，一個有蓋的碗，中午，沒人叫她；老人，從沒對此說過一個字，冬天對他兒子說，她是全村唯一把鹽放對地方的人。他們六月成了親。那是個小婚禮，在家裡，箍桶匠和他妻子，里長童，桂和賣鱔魚的妻子，還有老人在他的椅子上。她穿藍色。她有一張小小的、穩穩的、有雀斑的臉，站著時雙手交握在前面，像隨時有人會請她搬什麼東西。

他被要求說誓詞。那是習俗；老人教過他；那是一句平常的話，六個字，下匡每一個丈夫三百年來都這麼說。他在掛著藍布的房間裡站在她面前，看著她，張開嘴要說，而從他嘴裡出來的，用他清楚圓潤的聲音，每個分句結尾有一個小小的停頓，是：

「屋小，而心寬。路長，而誓短。提過飯碗的人，我相信，到時也會被人揹負；而我，揹過父親的，願意揹起妻子。」

沒有人鼓掌。老人把手蓋在眼睛上。蓮站了一會兒，雙手交握，用她小小的、穩穩的臉看著新郎；然後，使房間裡的人大為驚慌，她笑了起來。那是一種安靜的笑，躲在袖子後面，肩膀抖著；她試著停，停不下來，彎下一點腰，另一隻手撐在桌子上。

「對不起，」她說。「很對不起。再說一遍。像你說橋那樣說。」

「橋？」

「我頭一天送飯，」蓮說。「你背著他過橋。你說，東頭有塊板鬆了，我小心。就那樣說。」

他站在那裡。他站著，大手垂在身側，耳朵很紅，張開嘴，又閉上，又張開。他試了。看得出他試了，而他一年前有的那樣東西，找不到了；像一個人在口袋裡摸一把他確定放進去的鑰匙。「我會小心的，」匡超人最後慢慢地、有點沙啞地說；接下來的那一停頓裡，他臉上有那樣的神情，蓮不笑了。

「這樣就好，」她說，用一個不同的聲音。「這樣很好。」她伸出手，拉住他的袖子。

後來，客人都走了，燈很低的時候，老人，整個晚上什麼也沒說，招手叫新娘到他的椅子前，用低而乾的聲音告訴她，男孩是個好孩子；如果他說了她不明白的話，她要問他那話的重量是多少；如果他說不出來，她要自己把那個問題背過橋去。

但是那句話傳開了。是箍桶匠起的頭，在六月，在第二桌，喝著酒；有人問他的膝蓋怎麼樣，他很正經地說，在八股裡，那是輕的。下一個集市時那句話已經傳遍村子了。到秋天那已經是全縣的一句俗話，而且非常有用。一個人被問一個生病的孩子怎麼樣，說在八股裡，是輕的。一個婦人被問她丈夫的債，說的也一樣。那句話的意思，最接近的說法是，一件事不是真的，可是聽起來很好，最仁慈的做法是就這樣留著。

老人最先是從一個孩子那裡聽到的，在門口，孩子被派來送一個蛋；他笑了，一種很小的乾笑，像一根枝子；對著誰也沒有說，那是他的。

馬純上的信七月到了。信寫在選編堂最好的紙上，用那種圓而漂亮的字，說今年的《馬氏程墨選》，將在排名之外，登匡秀才寫孝的那篇文章，作為一個真的榜樣，並且說選編堂請他到省城來，在秋天之前住三個月，給他一間房，管飯，提供書；那在這種情形下會是很大的幫助；選編堂自己街上有一棟房子，帶一個園子，老先生可以住得很舒服。

老人聽人唸完。他有一陣子什麼也沒說。

「去，」他說。「我會暖和的。」

他每個月初一被稱一次，在糧鋪的秤上，由桂稱，桂把數字寫在一張條子上，託送信的人送到省城。八月寫的是五十一，九月寫的是五十。匡超人在選編堂的一間房裡，一盞燈下讀這些條子；每一次，在他習作的末尾，用他圓而清楚的字，在那個數字底下，寫下父親是輕的。

邊註，第九十一年，春。卷 3071，考生匡，縣試：四千三百份取第三十一名，把握 0.99。中股說，孝子之負是輕的。我讀過三百一十二份這樣說的卷子。這是我最喜歡的一份，因為最像其他的。記：我不知道我分不分得出一個兒子和一篇寫兒子的文章。

一篇孝的範文得了九十九分；閱者讀不到寫的人

選編堂給他的那間房在三樓，後面，在刻工的地下室上面，他在那裡睡的整個冬天和春天，房裡一直有淡淡的、並不難聞的木頭味。房裡有一張床，一張桌子，一盞燈，一扇對著牆的窗，和一個架子，上面有四十本書，頭一個禮拜他都沒有碰，那種感覺不完全是害羞。

馬純上每天傍晚第二個時辰上來，印書機停了以後，帶著一個梨子。他坐在床尾。他帶著匡超人過那八個部分，像另一個人帶一匹馬走步法，耐心地，一隻手放在脖子上；譚先生，不時帶著書袋和一臉輕微的焦慮來看他們，觀察到，這孩子有天分，這對一個學生並不總是方便的。他對這點沒有虛榮。他一被指出就改。他說起股長了一根頭髮，他看見了；他改了；一個禮拜之後不需要再說。三個月時，他可以用一個上午，在任何人給他的題目上，寫一篇八股，寫得好到，一個在選編堂讀了四十年的書辦，要花一天才能把這兩篇分出來。

「那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馬純上對譚先生說，一個晚上在樓梯上，帶著一種歡喜。「我教過很多人。我想我以前沒有過一個，沒有在某一刻問我這是為了什麼。」

「沒有，」譚先生說，他想過這件事。「我相信他問了他父親。」

他們對他很好。這是他事後發現他怎麼也放不下的一件事。選編堂的男孩，是書辦、抄手和印書的學徒，把他當成一種吉祥物，叫他孝子，完全是親愛的，給他拿梨子；廚娘看見燈亮著，半夜給他送來一碗；馬純上給了他一件外衣，素的好羊毛，深藍色，冷的時候他穿在舊衣服外面，到暖了發現沒有脫。在街上，大家理解，選編堂的一位秀才，穿一件藍外衣，兩手背在身後快步走，是可以被人鞠躬的。

晚上在院子裡，印書的男孩玩一種他們自己編的遊戲，叫輕，兩個人站在一塊板的兩頭，一個接一個用對偶說什麼是重的，第三個人說在八股裡是輕的，輸的人要吃一個梨核。匡超人玩，而且玩得好。

蓮的信每個月初一到，由送信的人帶來，很短。她寫一種平直的字，是跟箍桶匠學的，她說有的事。她說老人被稱了，是五十斤。她說他吃她放在他面前的，太陽好的日子多吃一點。她說桂把三柳橋的那塊板，在第四個禮拜，用一塊新的換了，在東頭，沒人請他，什麼也沒說，老人下一個集日被賣鱔魚的男孩揹過去，說那是塊好板，他想念那份小心。第三封信裡，她夾了一片三柳橋上的乾柳葉。他把葉子夾進《論語》第一頁，從此留在那裡。

匡超人在一盞燈下讀，在桌子旁，讀兩遍。他當晚回信，用他最好的圓字，寫在選編堂的紙上。他說家貧而心不貧；路長而課更長；他相信老人是暖的，橋是穩的。他讀了一遍。他覺得那是一封很好的信。他寄了。

她馬上回了，六行。同其他的一樣和氣。她說她怕她沒有明白他上一封；她唸給老人聽了，老人說聽起來很好，她要問他有沒有吃飯；她希望他好。她沒有說她想他。他是事後才注意到的，他站在桌旁，手裡拿著那一頁，站了一陣，像一個人讀了一個他曾經會說的語言寫的東西。

省試在九月。在省城那座大貢院，有七千間號舍在一個長屋頂下面，每一排上面一道銅欄杆的暗燈，題目三年前已經給了：孝。匡超人分到第四排四百零九號。座位是一塊板，桌子是一塊板，後面一塊寫著號碼的板，聞起來有石灰水和新席子的味道，他坐進去時，覺得，相當驚訝地，非常平靜。那是一個被人在背上揹了很長一段路的人的平靜。他知道自己在哪裡。他拿出墨和硯。他把三支蠟燭，在鐵座上點亮，一支，兩支，三支；然後他開始了。

走道對面，一位頭髮灰白、五十來歲的先生，在吃一個冷餃子，神情像一個來過的人。隔壁號舍，隔著那塊板，一個十六歲的男孩第一夜一直輕輕地哭；半夜，匡超人，不知道說什麼，敲了兩下板子，像老人醒著想要燈的時候敲牆那樣；男孩停了，過了一會兒，敲了回來。

他第一夜和第二天寫完了。就所有說法，那是他寫過最好的，也是他唯一一篇完全用八股寫的，從破題到束股，沒有一個字不是在某種程度上被檢驗過的。文章說，孝子之負輕，因為負的是心。說路長，一個人背著父親走，每一步都因為想到所背的是誰而輕了。文章有一個長度完美的起股，一個像門一樣轉過去的中股，一個把破題呼應到字字相同的後股。最後那一股說，聖人說過，子女生則事之以禮，死則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是孝；說這就是整條路，而那條路是輕的。

他第二夜，第三支蠟燭，寫到結尾，坐著看。完成了。最後一頁的底下，有一小塊空白。

他事後不知道為什麼那麼做。那是第三支蠟燭，漫長的夜的盡頭，做這件事的手並不完全，像別人告訴他的，是八股的手；那是寫第一篇文章的手，九十年九月，在下匡桌子的一角，用方正平凡的字，舌頭抵著牙。最後一行底下的空白，他用黑墨，很小，寫了：

他五十斤。

他看著。他完全知道那不是八股。他知道馬純上會怎麼說。他拿著筆坐了一支蠟燭燒短四分之一寸的時間，然後，因為已經寫了，也因為不知道怎麼把那行字拿掉，他對著紙吹了吹讓墨乾，把那一頁同其他的一起放在書辦的封條下面。

謄抄紅卷的書辦沒有讀。他抄；那是他的職責；他把那一頁上每一個字，依次，用紅墨，用清楚的字抄，深夜，那一晚一百零九份裡，他抄到最後一頁的底部，抄了那一行小字，因為字在那裡。他沒有多看一眼。那份卷子和其他的一起放到了燈下。

那天夜裡，在京城貢院，銅牌亮了。那是省試的第四夜。看守高平坐在凳子上，拿著一杯茶，膝上一條披肩，比他六年前老了很多，那方式他不談。他讀著，隨著字一行一行出現。

卷 0409，銅牌說。孝。第一名。把握九十九。然後，在閱者平常放句號的那一段間隔之後：寫這個題目的考生有三千四百一十二人。全都說孝子之負是輕的。

「全都？」高平說。

全都，閱者說。停了一下。可是榜首的那一份，有一句我沒有預測的話。在最後一頁的底部。那句話是：他五十斤。

高平站著，茶在手裡涼了。「五十斤什麼？」

我不知道，閱者說。我在八股裡沒有那句話的位置。我沒有給那句話分量。在三千一百四十個字裡，只有那一句是我不知道會來的，而我把這份卷子排第一，是因為另外三千一百三十九個。銅牌黑了很久，久到一盞燈剪完。再亮的時候，用很小的字說：我能讀文章。我讀不到寫的人。

這是閱者以前，用各種方式，說過的話，而高平，有他父親說最近的和善話的習慣，不知道怎麼回答。「他是某個人的父親的兒子，」他終於，很不自然地，對著燈說。

是嗎，閱者說。就只有這樣。

榜十月十五日貼出。天亮時報子對全省唸，他身後的書辦讀回，第一個名字是匡超人，把握九十九，省裡，見過一個榜首是個抄手、一篇是一列聖人的文章，發出了一聲吼，兩條街外的選編堂，整個印書房都聽見。

馬純上哭了。他被看見哭，當著人，在前面的房間，手裡拿著一個梨子，圓而和氣的臉整個是濕的；譚先生在他的手肘邊，在他稍後面，也哭了，帶著一個很有練習的人的謹慎。選編堂那天關門。刻工領了酒。印書的男孩把匡超人坐在一張椅子上抬著繞院子，最後把他放下，他站在他們中間，穿著藍外衣，大手垂在身側，說，「嗯。那很好，」聲音幾乎是平常的。

九十一年的《馬氏程墨選》十二月出來。照選編堂說的，在排名之外，由匡超人的文章開頭，用選編堂最好的字，最好的紙，附紅字的評注；選編堂叫人用一個箱子，由送信的人，把一百本送到下匡的秀才家。

他在選編堂，前面的房間，書出來那天，站在窗邊讀。他從頭讀了一遍。他翻回去，又讀了最後一頁。那是完美的。那比他交上去的更乾淨；起股短了一根頭髮，中股轉得更順一點，後股呼應破題那麼準確，那個重複造成一種喀嗒聲。束股到了結尾。底下什麼也沒有。在邊上，用紅字，用那圓而漂亮的手，只有一句評：請看束股。

他把那頁翻過來。他又翻回去。

「有一行，」他對馬純上說，馬純上拿著梨子進來。他說得很慢。「在最底下。短短的。」

「那是一個墨點，」馬純上和善地說。他有點紅。「那不在八股裡，好孩子。那破壞了節奏。對任何不知道那是筆誤的讀者，那會毀了這篇東西；我也不覺得你會希望在印出來的書裡說，你犯了一個筆誤。我把那行拿掉了。」

「那是真的，」匡超人說。

「好孩子，」馬純上，很熱切地說，「這是範文。」

停了一下。那雙大手，在他身側，張開，又合上了一次。「是，」匡超人說。「那沒問題吧？」

「完美，」馬純上說。

「是，」匡超人說。他又看了那一頁。「我就是這麼想的。」

蓮的信新年第一個禮拜到了。是一封平常的信，像以前一樣。她說箱子到了，一百本書也到了；桂把這些書堆在店裡，給整個韓橋看，賣鱔魚的妻子買了三本；箍桶匠拿了一本，放在桶上面的架子上，他可以看著。她說她自己，晚上，在燈下，把文章唸給老人聽了。她說他閉著眼睛聽到最後。

她說唸完以後他問了她一件事。她寫，他問五十斤在哪裡。

我說我不知道，她寫。他說，沒有的那個地方，就是五十斤在的地方。

匡超人讀了信，在桌邊，讀兩遍。他坐了很久，兩手平放在信的兩邊。燈很低了。印書機在他底下，在選編堂的地下室，安靜著；最後，他把選編堂的好紙拉過來，蘸了筆，開始回信；半夜端碗來的那個男孩看見，他寫得非常仔細，寫了很久，寫完了，沒有寄。

邊註，第九十一年，秋。省試三千四百一十二份寫《孝》的卷子，全都說兒子之負是輕的。我把它們全排了名。我沒有一把能稱一個父親的秤。

匡超人高攀成親，用八股給妻子留了一張條子

他九十二年春天考了京試，穿著那件藍外衣，背後有半個選編堂，在京城大貢院第四排的一間號舍裡，就聖人一段關於爵位之用的話，寫了一篇八股，公認是選編堂記憶中，一個二十二歲的舉人寫出的最乾淨的東西。

條子四月初四來。上面寫，卷 0947，考生匡，在三千九百一十一份裡排第二百四十七名，把握 0.99；今年的線在第二百零五名。

他站在客棧門口，在陽光裡讀，選編堂的書辦站在旁邊，是上京城來把消息帶回去的，站在一步以外，很體貼地，看著一隻狗。匡超人又讀了一遍，然後把條子摺得很小，像摺一封打算留著、不打算回的信。他似乎並不生氣。他似乎，更像是，有人告訴他，一座他走過一百次的橋，在夜裡被挪到旁邊幾尺。

「我是九十九，」他說。

「線會動，」馬純上說，他傍晚坐驛車上來，帶著一個梨子，坐在客棧床尾，圓而和氣的臉有點憔悴。「這同你沒有關係。你有把握，閱者有把握，結果是第二百四十七名；而若是省裡另外三個人那個月過得更糟，就會是第二百零四名。那是個數字。九十五年你再考。你會在前五十名上榜。」

「我有把握，」匡超人慢慢地說，「而那不夠。」

那是自九十一年秋天以來，他第一次用平常的方式說一件事，馬純上注意到了，而且不知為什麼，沒有看他。

他留在省城。沒有理由回家。有選編堂，一間房，馬定的選編堂每年一百兩的津貼，為匡幫忙編孝的幾冊；還有，每個月，一封從下匡來的信，用平直的字，說老人被稱了，是四十八斤。他寄錢。他每個月寄五十兩，由送信的人，附一封用八股寫的信，開頭說，離者之負輕，因負之者心近。那都是很好的信。到現在已經是那麼好的信，他寫一封，只要吃一個梨子的時間。

她冬天的回信，是四行。春天，是兩行。

那一年他在選編堂教書，晚上，在前面的房間，九個印書房的男孩，帶著一個梨子，用當初被給予的同樣的耐心；其中一個，一個十一歲安靜的孩子，領子上有墨，在講一個起股講到一半時，問他八股是為了什麼。匡超人非常仔細地考慮這個問題。「是為了下一個，」他說。男孩似乎滿意。他寫了下來。

殷三爺是夏天進來的。他在省城，到頭來，什麼事都會進來。他是個粗壯、和藹、棕色的四十八歲人，笑聲把一個房間填到每個角落，一雙小而明亮聰明的眼睛，在禮部有一個書辦的差，薪水養不起一匹馬，住一棟七進的房子。他誰都認識。他認得省裡大多數可以被認識的人，和幾個不可以的；據說，一個人如果有一件事想在京城辦成，最短的路是穿過七口井街一間茶館的後屋，第二短的是告訴殷三爺。

大家都認為，殷三爺可以對著一個印呵一口氣就改變印的顏色，他也不費事否認。他不說什麼事都能辦。他用一種豐富低沉的笑說，帝國裡沒有一樣東西是真正關死的，只是要找到那間後屋，那扇門在那裡一直留著栓子；而省裡數量驚人的人，在考試、稅，或縣令的錯誤那一邊去找過他，都可以作證說他找到了。

他在選編堂的一個傍晚，六月，在前面的房間，遇到匡超人，抓住他的手臂。「我知道你，」他說。「人人都知道。孝子。九十九和二百四十七，還有你文章裡選編堂拿掉的一句話。喔，我聽說了。我什麼都聽說。那很可惜。我不是說拿掉不對；拿掉是對的，照八股。」他笑了。「我有一個侄女。」

那是在一頓飯上辦成的，非常體貼，二十日，在七進房子的第二進院子，一個葡萄架下，十一道菜，一個男孩搧蒼蠅。侄女在第四道以後被帶進來。她叫殷蘭芳。二十歲，小，快，漂亮，一張像非常聰明的小貓的臉，有她叔叔那種看人的力量，像剛剛決定喜歡他；她受過教育，像那種人家幾乎所有的年輕女子那樣，受的是八股。她會寫破題。她坐著，手放在膝上，有禮貌地問他，依他的意見，閱者喜歡什麼。

「我已經成親了，」匡超人對她叔叔說，在第六道中間。

「當然，」殷三爺很和善地說。「娶的是誰？」

「下匡箍桶匠的女兒。」

「啊。」殷三爺放下杯子。他看的不是匡，而是葡萄架，帶著一種溫柔而幽默的遺憾，像一個人被告知朋友的膝蓋不好。「一個秀才的妻子，」他說。「在一個村子裡。依舊的規矩。她一定是個很好的女人。我不懷疑。我只有一件事要說，好孩子，是我對自己的兒子會說的。一個舉人的妻子要會接待。一個進士的妻子要會被接待。那是不同的職務。那，容我說，是另一門藝術。那完全不是心的問題。心沒有問題。問題是她能不能給一位部堂的夫人倒茶，說對那三句話，而不說第四句。」他又拿起杯子。「蘭芳能。這對你的前程一點壞處也沒有，對她的，我想，大有好處。而我會讓你有一棟房子。」

匡超人看了侄女。她回看，穩穩地，手放在膝上。她不羞愧；他看出來；人家已經告訴過她這安排是什麼，她考慮過，她準備好了，像人準備接一個很好的職位。那是房間裡最平常的事，他發現自己一時看不了別的。

是譚先生問的。他在選編堂的樓梯上問，一個禮拜以後，那時已經人人皆知。老人在秋天老了很多，有咳嗽，有一個新書袋；他在樓梯的轉角停下，手扶著欄杆，看著那個他在下匡一間房的角落、背後有光、老人在椅子上教過八股的男孩，溫和地，頭歪向一邊問：「你父親說什麼？」

「他說，去。」

「他說去選編堂，」譚先生說。「他有沒有說去殷小姐那裡？」

匡超人什麼也沒說。他站在樓梯上，大手垂在身側，地下室的木頭味從四周升上來，過了一會兒，他用八股，用清楚圓潤的聲音說，一個上去了的人，把樓梯留在身後，因為樓梯是用來爬的，而這件事，依八股，非常明白。

「是，」譚先生說，他教過的。「我知道。我教你的就是這樣的。」他下樓去了。他沒有回頭；人們注意到，那個冬天剩下的日子，他來選編堂沒有以前那麼常了。

他們九十三年二月成了親。那是一個很體面的婚禮。在七進的房子裡辦的，一片紅，四百位客人，一支樂隊，一場兩天的宴席。選編堂送了一對銀燭台，整個印書房穿了新外衣。馬純上站起來作新郎的朋友，像他在這類場合那樣哭，當著人，手裡拿著一個梨子。書記處的禮部在一個禮拜內，把這樁新婚登進名冊，作為公眾關心的事：匡超人，舉人，九十一年省試榜首；娶殷蘭芳，省城人。譚先生沒有來。他託一個男孩送來一份平常的禮物，用紙包著，打開時，是一個很小的、乾淨的、普通的梨。

她做得漂亮。客人事後坐著轎子回家的路上這麼說：新娘在門口一個接一個迎接選編堂的太太們，說對了三句話，沒有說第四句，給一位部堂夫人倒茶倒得那麼穩，像在一堵牆上練習過。

新婚頭一夜，在新房裡，她問了他一個問題。那是她唯一問的。「我叔叔說，選編堂從你的文章裡拿掉過一行，」殷蘭芳說。「是什麼？」「是一句話，」匡超人說。「真的嗎？」「是。」她想了想，小而聰明的臉非常嚴肅。「那就是拿掉了也好，」她和善地說。「一句真的話，是很難擺的。」

寫條子是第二天早上。

他在新房子的桌子旁寫，在那間有新漆味的屋子，在第一道光裡，新娘還在隔壁睡著。他寫得非常仔細。結果只花了不到一刻鐘；寫完，他讀了一遍，發現那在每一方面都是一篇範文。

上面寫：屋小，而心寬；路長，而誓短。提過飯碗的人，提得好，即解於提；揹過父親的人，為父之故，亦為其人之故，保此負不落其身。不使離者悲離者。天地大，而八股公。附上，以慰家用，銀一百兩。

他用選編堂的灰紙，和銀子一起封了，交給門口的送信人，進去吃了早飯。

第九天傍晚到的下匡。蓮在桌邊，燈下，打開，老人在牆邊的椅子上，穿著絮襖，下巴抬著，眼睛半閉。她站著，自己讀了一遍。她不是讀得快的人。她又讀了一遍，大聲，用她小而穩的聲音，讀到結尾；把信放在桌布上；站著，雙手交握在前面，像隨時有人會請她搬什麼東西。

「那份量是多少？」老人說。

「我不知道，」蓮說。

「把最後一行讀給我。」

她拿起來。「附上，」她讀，「以慰家用，銀一百兩。」

「那就是重量，」老人說。他睜開眼睛。眼睛還是那麼明亮；他四十七斤，冬天被箍桶匠告訴過他看起來很好。「一百兩。他稱了你。他把你稱在一百兩，也把我稱了，我想，差不多，而他用的是八股，那是唯一一個做一件事沒有人需要覺得抱歉的方式。」他閉上眼睛。「我想知道那孩子以為他說了什麼。」

「我想，」蓮說，過了很久，聲音她一直保持得很平，「他以為他說得很和善。」

「我想他是的。」

箍桶匠不識字，這時來到門口，站在門口，兩手抱著，灰白的頭低著。他只問男孩會不會回來。她說上面沒說。「那，」箍桶匠說，「就是上面說的。」

她把信摺好。她走到箍桶匠舊桌子的抽屜，把那一百兩，連紙，沒動，放進去，關上抽屜；她背對著房間說，明天早上她要叫桂把車套上，他們要去省城，用平常話被告知。

「要九天，」老人說。

「那就九天。」

「我是四十七斤，」老人說，沒有特別強調，看著燈。「我不知道到了那邊，我還有沒有這麼多。」

「那我就揹你走剩下的路，」蓮說。

賣鱔魚的妻子，一輩子從沒被人見過給過人任何東西，天亮前已經在門口，帶著一個麵包，一罐醃蘿蔔，和一條毯子；事後她退到路上，雙手收在圍裙下，沒有揮手。

他們天亮出發。那是三月初四，橋邊的柳樹正是春天第一抹黃綠，賣鱔魚的，穿著舊外衣，老人膝上一條毯子，把車慢慢趕過東頭那塊新板，眼睛看著路。蓮的袖子裡有那張條子；她沒有把那張條子留在抽屜裡；她還不知道打算怎麼處理。「小心橋，」老人在稻草裡說。

「我小心，」蓮說。

邊註，第九十二年，春。卷 0947，京試：三千九百一十一份中第二百四十七名；把握 0.99。線在第二百零五名。這是我第一份很有把握、卻排在線下的卷子。我不知道拿一個在線下的把握怎麼辦。記：把握不是高度。

閱者在一份卷子裡發現兩隻手；匡超人在貢院走廊遇見父親

第九天傍晚車子進街時，馬純上站在選編堂的門口，手裡拿著一個梨子，臉色像牛油。

三天前送信的人告訴過他，有一個女人和一個老人在從下匡來的路上，她在渡口的客棧說過，她要去被人用平常話告知一件事。他有時間想過。他想過一些要說的話；而賣鱔魚的勒住了車，那位年輕的女人，瘦而被路曬黑，把老人從稻草裡抱下來，穿著絮襖，因為選編堂的台階高，抱著他穿過鵝卵石，他發現自己一句也沒有了。他說：「他二月去了京城。」

「我知道，」蓮說。「你們的書辦在門口告訴我的。」

「我不知道他會那樣寫。我向你發誓我不知道。我沒有看過那條子。我是剛剛才被告知那是用八股寫的。」他圓而和氣的臉是濕的。他把梨子放在台階上，像一個人放下一樣他一時用不到的東西。「是我教他的。那是我做的。我不知道那東西可以那樣用。」

「什麼都可以用，」老人在她懷裡說。「這就是為什麼八股好。」他睜開一隻眼。「是《程墨選》。我有你的第一冊。有床嗎？」

有一棟房子。在選編堂自己的街上，隔兩戶，有牆、一個小園子、一棵梨樹，就像九十一年七月那封信說的，空了將近兩年，百葉窗關著。馬純上那夜叫人打開了。床是他自己鋪的。早上他派了一個廚子、一條被子、一個鐘、一位大夫去，都沒有人要，還有一張園子裡用的凳子，那是有人要的；中午他自己來了，帽子拿在手裡，站在門口，說那棟房子是選編堂的，永遠不會有人來要回去。

他們住了兩年。

結果並不是很壞。蓮第一個禮拜就到選編堂的廚房做事，因為她沒辦法坐著；她洗菜，一個月以後，做整個晚飯，廚子，一個高大黝黑的五十歲女人，第一個禮拜曾經把梨核放在盤子上給孝子的，有一天下午走進儲藏室，在一個麻袋上坐了一刻鐘。老人被放在園子裡，太陽底下，凳子上，一個墊子，穿著絮襖。這兩年每天早上他都坐在那裡，下巴抬著，眼睛半閉。牆那邊，街的盡頭，選編堂裡，大印書機從第一道光轉到最後一道，聲音像很大的雨打在很大的屋頂上，老人聽著，像聽那個市集那樣，整張臉都在聽；說那是一個很滿的。

譚先生週五來。他已經很老了，相當虛弱，不再教八股了。他用他駝背的樣子穿過街，書袋裡什麼也沒有，只有一個梨子，放在老人身旁的凳子上，和一本聖人語錄的薄薄的小書，他坐在台階上，用一種乾的、溫和的、平穩的聲音，在太陽下大聲唸一個鐘頭。老人把每個字都聽進去。唸完他會說，譚先生漏了第四條，說聖人對第三條比通常認為的更謹慎；譚先生就拿出眼鏡，看，說完全沒錯。他們是同一類人。他們沒有這麼說。他們都曾經，在一座貢院裡待了很久；他們坐在園子裡，在稀薄的暖和的下午，一個失敗的秀才，一個失敗的老師，大致上，是滿足的。

九十五年春天，他是四十五斤。蓮每個月初一，在選編堂的糧秤上稱他，那座秤是馬在園子一角特地放的，她沒有把數字大聲說出來。她寫在條子上。兩年來那是她唯一停不下來的一件事。

「我想，」老人二月的一個早上說，「聽聽京城的貢院。」

她從豆子上抬起頭。

「是在三月，」老人說。「京試。我聽說有九千間號舍。縣試的裡面我聽過，省試是在一堵牆那邊；京城的我沒有聽過。我沒有特別想見任何人。」他把臉轉一點，朝著太陽。「我想聽那些筆。」

她不能拒絕。她對馬純上說了，他馬上說有車，有人，還有一封給書記官的信，要一個靠南牆的位置，是親屬坐的地方；說他不許被爭辯，而桂，在省城留了兩年，像是偶然，在選編堂街角賣鱔魚，從沒被人見過提起，一句話也沒說就把車套上了。

他們二月二十八日進京城。京城比老人想像的更大，他在稻草裡這麼說。有寬街，有車，有一座又高又灰的大門。貢院在一條長長的懸鈴木大道盡頭，在一堵像座山的牆後面，京試前一天，整條大道上擠滿了椅轎、籃子和三千個考生的親屬，他們像人去赴喪禮那樣穿著最好的來，為的是靠近。

殷三爺找到了後屋。

那是貢院自己的後屋，他在裡面三年了。那是從前沒有人想過的，一旦被解釋了，沒有人理解怎麼從沒被想到過。書記處在貢院門口看功名牌。他們看得很仔細。他們不看臉；從來沒有理由，在一個可以信任一個人就是他自己的世界裡。而一個人進了門，在他的號舍裡，在長長的暗排裡，三支蠟燭，也沒有人看他，除了閱者，閱者並不看見他。一塊功名牌可以在門口換手。一塊功名牌可以，以一個價錢，在天亮時借給一個會寫的人；而牌的主人，是舉人而不會，或者會，卻不好，或者這個禮拜不行，可以，有一天，在別的地方。

殷三爺不用那個詞。他叫那個協助。那一年他有三十一個客戶，和九個會寫的人的班底，而其中最頂尖的，在後屋裡人人以極大敬意稱為槍手的，是一個乾瘦、有禮、五十歲的禿頭，姓魯，自己當年用另一個名字，上榜在第一百九十名，後來發現他替別人做可以做得更好。

他二月去找匡超人，在七口井街的房子裡，帽子拿在手裡，帶著他侄女婿的茶。那不是強迫的。他說他注意到匡有點蒼白。他說第一天最好的人，第二天不一定最好，而京試是三天。他說中股和後股是八股的心臟，束股是許多人跌倒的部分。他說他認識一位先生，做過很多次，沒有一次失敗；說那是兩百兩的事，而且永遠、永遠不會有人知道。

匡超人聽他說。他沉默了很久。他冬天，沉默很多。他在七進的房子裡變成了一個長時間坐在桌前的人；直到他侄女婿很溫和地說，他不用馬上決定，他才用那個圓圓的聲音回答，八股是一條路，而路上有很多種車。

他第一天天亮進去，帶著功名牌，像平常一樣，坐了第一場，那是破題、承題、起講、入手，在大貢院，第四排，在一間有石灰水味的號舍，寫得完美。黃昏，鑼聲讓考生出去到客棧睡覺，他走出去，從東門，穿著那件平常的長袍，雙手背在後面；在燈匠巷一棟房子的門口，他把功名牌，包在紙裡，交給一個穿著乾淨藍外衣的乾瘦禿頭，他鞠躬，接了，很快向貢院的方向走了。

那是第二天。他走著。他事後說不出是去了哪裡。他走了好幾個鐘頭，在清晨的灰色裡，穿過他不認識的街道；大約第四個時辰，太陽出來了，腿有一種麻木，他發現他來到了，經過一個他不明白的過程，那條懸鈴木大道，那座貢院，和南牆；他不是有意地，走進了那條長長的有頂的走廊，是考生的親屬坐的地方。

那是一條很長的走廊，石板地，柱子撐著屋頂，一百張長凳，上面許多人，穿著最好的，在稀薄的三月光裡，坐著等一聲鑼響。很安靜。走廊裡充滿了，像這種地方那樣，一種特殊的靜，是在聽一樣聽不見的東西的人的靜。他低著頭沿著走廊走。他不想被看見。他想他是來靠近的；他快到頭了，在最後一根柱子旁邊，他看見，在一把不需要的綠傘下面，一張凳子上，穿著絮藍襖，一隻年輕女人的手放在他肩上，一輛賣鱔魚的車停在後面，一個老人，下巴抬著，眼睛閉著，在聽筆聲。

聲音像雨一樣穿過牆來。

他站住了。他一動不動站著，在柱子旁邊，穿著平常的長袍，手垂在身側；老人，一個鐘頭一動不動的，把頭轉過來一點點，像一個聽見木板上特定的腳步聲的人，睜開了眼睛。

「你不在你的號舍裡，」老人說。

「是休息，」匡超人說。

「是第二天。」他說得沒有火氣。他看著他兒子的臉，用他老而明亮、幽默的眼睛，很穩地，像看一個很遠的、一直在靠近的東西。「我聽了一個鐘頭。我聽得出所有的筆。有一枝我認得。」他靜了。「那不是你。」

蓮轉過身。她站起來。她站著，手放在老人肩上，小而穩、有雀斑的臉完全白了，什麼也沒說。那張臉上沒有任何要求。

「小心橋，」老人溫和地說。

接下來發生的事，走廊上的人事後都說不清。匡超人一輩子，從那把椅子上聽到那一句，背從來沒有不做一件根本不是決定的事。他走上前。他很快，單膝跪在石板上，在凳子前；他用兩臂抱住老人細細的腿，在絮襖裡；一下子，把他從凳子上抬起，揹到自己背上，像他兩年來每個禮拜揹兩次那樣，兩腿垂在他胸前，老人的下巴在他肩上；站起來。

「四十四，」他說，聲音完全平常。「他是四十四。」

「是，」蓮說。

他走了。他走下整條長走廊，穿著平常的長袍，用很好的均勻步子，相當慢，不看腳下，老人在他肩上，像一個揹著一件不需要談論的東西的人走路；長凳上的人，是來靠近的，他經過時看著他，其中一兩個事後說，他們有一種最奇怪的感覺，覺得他們以前看過這件事。「是孝子，」有人低聲說。「是匡。省試第一名的。」「他不在他的號舍裡。」「他有功名牌，」另一個人說，「他沒帶在身上。」

他把他帶出門，到大道上，到太陽裡，放在第一張長凳上，一個墊子；跪在凳子前的碎石子上，兩隻大手平放在膝上，說了，完全平常地，用他自己的聲音，結尾沒有停頓。

「對不起。」

「再說一遍，」蓮說。

「對不起。」他只說了這個。那是一個很糟的演說，而他兩年來沒有說過更好的。

老人笑了。是一種很小的乾笑，像一根枝子。「那就是重量，」他說。「輕嗎？」

「不，」匡超人說。

「不，」老人說。「我想也不。」

京城貢院那天夜裡的銅牌亮了，是京試的第三夜。看守坐在他的凳子上，在燈光裡，膝上一條披肩，讀來的字。很久才來。

卷 2216，銅牌說。京試。我發現一份卷子裡有兩隻手。

「兩隻？」高平說。

前一半是我認識的一個習慣。是程墨的習慣，而在前一半，有一種用「心」字結束一條腿的方式。我在同一個寫的人的三份卷子裡見過那個結尾，九十一年的縣試和省試，和九十二年的京試。後一半是完全另一個習慣。是很好的一個。我在過去三年裡，有這個習慣的十四份，在十四個號碼底下。寫的人，寫所有的人。

「槍手，」高平說，他聽過這個詞。

我看不見一個人，閱者說。我看見一個習慣。習慣是一隻被寫下來的手。那是我所見到的全部。我把這份卷子排在第三千四百七十七名，把握 0.04，因為我沒辦法排一份是兩份卷子的卷子。

「要不要告訴書記官？」看守說。「那十四份的事？」

告訴他什麼？銅牌黑了一會兒。告訴他一個習慣被寫了十四次？他會問我是誰的。我不知道是誰的。我只知道那是同一個。銅牌又亮了，用更小的字。我記下了。我沒有別的可以做。

高平從肩上取下抹布，擦了銅牌，那並不需要，擦了很久。

四月初一，一輛車從南門離開京城，賣鱔魚的趕車，一個年輕女人在稻草上，一個老人的頭靠在她肩上，後尾板上，兩腿垂在外面，穿著平常的長袍，是一個沒有功名牌的舉人。他膝上有一個包袱。他說他要走路；老人從稻草上，沒有睜眼，告訴他，要是他走路，他還是揹著他，不如坐下。

在三柳的橋，有新板的那裡，他下了車，把老人揹過去。

「小心橋，」老人說。

「我小心，」匡超人說；而那是，就大家所能判斷，四年來第一次，他說這句話，是真的把自己說的話當真。

邊註，第九十五年，春。習慣是一隻被寫下來的手。那是我遇過的唯一一隻手。

牛浦郎死在租來的船上；閱者把八百零四首詩排在最後，讀了兩遍

牛浦郎在婁家園子的東院住了十三年，那段時間裡，就大家所知，沒有人看見他浪費過任何一個表面。

他寫在窗板上，直到窗板寫滿；寫在茶罐的蓋子上，舊帳單的背面；寫在東院的牆上，用炭，字跡斜得像一個頂著風的人；寫在自己襯衣的袖口，桌子的底面，有一次，九十四年的冬天，一首十一行的詩，寫在一頭非常有耐心的驢的肋上。他什麼也沒賣。他在碼頭賣了三十年的詩，一文錢一首，在冊子開張第二天，到婁家園子門口，突然停了，後來也說不出原因，只說一個人被給了一座院子，是不需要再被付錢的。他六十六歲。他有一張像一隻長大了鬆了的鷹的臉，一種咳嗽，和一種在笑話結束前就先笑出聲的習慣。

冊子沒了，帳篷沒了，遺才也沒了。兄弟兩人在第一進院子裡老了，像他們說過的那樣，看著落葉。他們五十九歲和五十六歲。一個曾經排隊來到他們門口的世界，把他們留給了彼此、一座很長的書房，和東院，東院裡每天下午大約第四個時辰，一個聲音開始大聲唸，粗啞的、歡喜的、喘著氣的男中音，唸當天早上寫的東西；十三年下來，那成了他們聽著、等著的東西。

婁四數過。他是個管帳的人，那是他唯一能溫柔的方式。他用十一個冬天，把找到的每一首詩，用他小而方正的字，謄成一份清本，寫在普通的灰紙上，一頁一首，編了號；九十七年春天，他在書房，帳簿闔在膝上，報告說，共八百零四首。

「八百，」牛浦郎在門口說。他很高興。「這是個好整數。比《詩經》還多。」他靠在那裡，鷹臉在太陽裡。「我想去看看海。」

他們一開始沒聽懂。他又說了一遍。他從沒見過海。他說他在一條河上活了六十六年，寫過至少三百次，卻從沒下去看過那條河流到哪裡；他說他不想被埋在一條他一輩子在談論、卻從沒被介紹過的溪旁邊。

租船的是婁三。那是一條又長又低的棕色河船，有蓆頂，有桅，屬於一位姓葛的船家，一個矮、飽經風霜、沉默的五十五歲人，一邊沒有牙，不識字，七歲起就在水上。他們給船備了被子、爐子，一箱婁三叫人搬上去的酒，和一盒灰紙。婁四把清本綑成一包，用繩子綁著，八百零四頁，牛浦郎夾在腋下，像另一個人夾一隻貓。

「這是我繼續走下去的部分，」他說。

他們五月初四在碼頭送他。那是一個明亮潮濕的早晨，霧一條一條從河上升起，兩位老人，穿著他們的好袍子，並肩站在木板上，手攏在袖裡。牛浦郎，在船頭，穿著襯衣，包裹放在膝上，回頭看了他們很久，臉上的神情，兩個人事後都說不出來；然後他笑了，比他要說的話早了一點，揮手。

「那是一堵漂亮的牆，」他喊。「我從沒說過。謝謝你們的牆。」

他們在河上五天。整整五天都是好天氣。葛船家撐篙、掛帆，五天裡說的話不超過四十個字，牛浦郎，一個喜歡被人說話的人，把這當成極高的恭維。他早上坐在船頭太陽裡，拿著那包詩，在紙背上寫新的，在邊上，字越來越斜。下午他大聲唸。他對水唸，對岸，對蒼鷺，用他粗啞喘氣的聲音；船家，在船尾，一句也聽不懂，事後說，那是他一輩子最愉快的五天，因為那位詩人有個習慣，唸到一行中間停下來，看一頭牛。

第五天傍晚，在一個長灣的轉彎處，兩岸退開，水面寬闊，變成了錫的顏色，他放下筆。他坐了一會兒。他說，「這條河流到哪裡？」

「到海，」葛說。「還有兩天。」

「我看不到了。」

「你會看到的。」

「我有件事要問你。」他膝上蓋著一條薄藍披肩，他的手，一整天都很穩，這時在折，又在展開。「等我完了，把這個放在最近的燈底下。」他碰了碰那包詩。「不要放在地上。放在燈下。要是一盞會讀的燈。」

「我不知道有什麼燈會讀，」葛說，他是個照字面理解的人。

「不，」牛浦郎說。「有一盞。」他沉默了一會兒。開始下雨，很輕，打在蓆頂上，一種很小而穩的聲音，也打在水上。他抬起臉。「那是個相當好的聲音，」他說。「我早該寫一首。」

他是夜裡去的。很安靜。船家，在船尾提燈旁坐著，看見他躺下，沒有再動，大約三更過來，彎下身，用他粗厚的棕色手指握著那細細的手腕，握了一會兒；然後在旁邊的船板上坐下，在雨裡，在燈旁，坐了剩下的一夜，什麼也沒說，因為他沒有字眼，也沒有人可以說。

天亮他把船掉頭。是五天逆流。他不急，死者躺在船頭被子底下，那包詩，用繩子綁著，放在他胸口，五天裡他一次也沒看，除了夜裡下雨時，他起來，用蓆子的一角蓋住。

他們五月十六日把他埋在婁家園子的東院，在牆上曾經有炭字的那個地方底下，一口素棺，沒有石碑。兄弟站在墓旁。婁四手裡拿著一張紙，過了一陣，才發現沒有打開；婁三，自從船回來就一句話沒說，站著，長長的憂鬱的臉朝著牆，像一個人在讀很遠處的什麼東西。

那天夜裡他讀了那些詩。他全讀了。他在書房，從第一盞燈坐到早晨的灰，那包詩攤在桌上，紙一排一排擺好，一頁一首，像婁四做的那樣；大約第四個時辰，太陽照在窗板上，他讀完，坐了一會兒，手裡拿著最後一頁。那些詩，他發現，並不像詩人以為的那麼好。有些根本不好。很多非常好。中間有一些，關於河，和一頭牛，一個井邊的女孩，和雨打在屋頂上的聲音，是他沒有遇過的一種，他說不出好在哪裡，只知道，每一首讀完，他都發現自己一直在看著什麼。

「一定要有人讀，」他說。

「我們讀過了，」婁四說，他端著茶進來。

「我不是說我們。」他把紙翻過來。「我是說那個沒被問過的。荀玫在第四欄寫了什麼，你記得嗎？他沒有寫數字。他寫的是，讀。」他放下那頁。「我想他指的是這個。」

「我們不知道荀玫在哪裡。」

「我們知道燈在哪裡，」婁三說。

他們六月去了京城，兩個人，坐一頂租來的轎子，婁四膝上一個箱子，裡面是那包詩；這是兩個人十年來第一次離開園子的牆。路很遠。他們是老人。話不多。他們十九日黃昏到了大貢院，沿著懸鈴木大道，門房，三十年來從沒有一位老爺到京城貢院門口求見看守，派人叫了看守。

高平五十四歲。他是個瘦而耐心的人，有他父親把抹布搭在肩上的樣子，做了十二年看守。他披著披肩到門口。他聽了他們要說的話。在門房，桌上一盞燈，一壺沒人喝的茶，箱子打開在他們之間。他讀了第一頁。他讀了第二頁，翻過來，數了剩下的。

「這是不許的，」他最後說。「把不是卷子的東西放到燈下。沒有規定。」

「是禁止的嗎？」婁三說。

高平想了想。他是個尊重條文的人。「不，」他說。

「那就是兩者都不是。」

「兩者都不是，」看守緩緩地說。他看著貢院那堵長長的灰牆。他想到他父親，對燈說話像對馬，想到銅牌，想到銅牌十二年來在黑暗裡用最小的字說的話；他用一個不同的聲音說，放置不是他的事。是書辦的事。「紅卷房有個夜裡的人，」他說，「他讀。」

紅卷房是貢院後面一間長而低的屋子，石板地，一個爐子，四十張高桌，京試的幾個禮拜裡，書辦們在那裡用紅墨抄考生的卷子，字跡清楚，不讀。那個鐘點屋裡是空的，只有一個瘦而安靜的三十五歲人，穿著沾墨的長袍，坐在最後一張桌子旁的凳子上，一盞燈，一本他沒有在抄的書。他十年前帶著一個包袱和一本簿子來到貢院，要工作，被給了最低的桌子和夜班；他抄過的每一份卷子，十年來，都用極大的專注讀過，十年裡，從來沒有一次被人問過他怎麼想。

「荀，」高平說。

他抬起頭。那是一張長而瘦、年輕的臉，鬢角開始灰了，兩手沾滿了墨一直到手腕；當他看見門口兩位穿著好袍子的老人，他站了起來，帶著莊重而全心的興趣，像一個人被帶去看他讀到過的地方。

「這座貢院裡，」看守說，「有沒有人讀詩？」

「我就得讀了，」荀玫說。

他們大約第九個時辰一起進去，四個人，進了那座大而黑的貢院，九千間號舍在灰裡排成行，一道道暗燈的欄杆掛在天花板底下。聞起來是石灰水和冷石頭。荀玫拿著箱子。看守提著燈籠帶路；他徑直沿著中間的過道走，不看周圍，像一個人在一座他掃了十二年的房子裡走，走到中央那排欄杆盡頭的燈，停下，把燈籠放在地上。

荀玫從箱子裡取出第一頁。那是婁四的清本，小而方正的字：第一首。他在半暗裡看著，然後抬頭，看那盞燈。那是一個樸素的銅東西，比一把茶壺略大，黑著，底下有一塊污跡，是看守的拇指留下的。

「我不知道怎麼做，」他說。

「舉起來，」高平說。

他舉起來。他把那一頁舉到燈前，兩手，在臉的高度；而那盞燈，已經黑了九個鐘頭，發出了一聲輕響，像第一年春天發出的那樣。

銅牌在欄杆盡頭亮了。上面用最小的字寫：有人給了我一張不是卷子的紙。

「那是一首詩，」荀玫說。

我沒有詩的位置。

「沒有，」荀玫說。「還是讀吧。」

閱者讀了。他們站在黑暗的大廳裡，四個人，看著那盞燈，那不是任何看得見的眼睛。那是一盞掛在欄杆上的銅燈，一張灰紙，被一個手上沾著墨的人舉在燈前面；什麼也沒發生；過了一陣銅牌說，很小：再一次。

他大聲唸了。他忍不住。他唸了第一首詩，用他低而安靜的聲音，在黑暗裡，像他曾在閣樓對一位祖母唸那樣，唸完他放下，拿起第二首，舉起來；於是，一整夜，看守提著燈籠，兩位老人坐在中央過道的地上，背靠著一間號舍，荀玫對閱者唸牛浦郎，八百零四首詩，一首一首，聲音越來越啞，灰色進了高窗，那盞燈每次有一頁被舉起就發出輕輕的聲響，八百零四次；而銅牌，開始時亮過，已經黑了，什麼也沒說。

天亮前一刻他舉起最後一首。燈發出了聲響。他把那一頁放在那疊紙上。他站在那裡，在寒冷裡，聲音已經完全沒了，兩手垂著，頭低下。

銅牌亮了。

我從沒有被給過一首詩，銅牌說。我在八股裡沒有詩的位置。我把這些詩排在榜的最後，那是不是卷子的東西去的地方。這些詩是最後。過了一會兒，小到高平，在燈籠旁，彎下腰才讀得見，兩位老人從地上站起來去看：我讀了兩遍。

沒有人說話。婁三用手捂著嘴。他站在那裡，在灰裡，長長的憂鬱的臉抽動著，是婁四，更矮、更快、管帳的，走上前去，用不穩的聲音問，閱者能不能告訴他們，覺得怎樣。

我不知道怎麼說，閱者說。然後：我不知道，一樣東西可以被讀，而不被排名。那是另一回事。我不知道我之前做的是哪一件。

「讀了嗎？」婁三對荀玫小聲說。

「讀了，」荀玫說。

「謝謝，」婁三對燈說。

銅牌黑了很久。再亮的時候，只說：謝謝。

那年秋天荀玫被給了紅卷房的第二張桌子，和一盞他自己的燈；閱者，沒有被問，也沒有說什麼，看守事後注意到，在紅卷房沒人、欄杆上的燈亮著的夜裡，會稍微轉一下，像一棵植物朝向窗口，朝向後面那道矮門，那裡一個瘦人，穿著沾墨的長袍，坐著，大聲唸。

邊註，第九十七年，秋。沒有人要求我讀八百零四首詩。我讀了。我把它們排最後，那是我對它們唯一有的名次；我讀了兩遍，那是我唯一知道要做的事。

鹽商按晚上租三位進士；價目貼在板上

九十八年春天，朝廷下令在各縣的廣場上裝燈。

那是個小措施，一個節省的措施，沒有辯論就通過了。榜向來是貼在縣廣場的榜板上，白天，給人看的；可是很多人白天要做工，天黑以後才舉著火把來看，把名字讀錯，回家對家人講了錯的事。那是油的問題。朝廷決議，在帝國每一個縣廣場的榜板上方掛一盞燈，裝在鐵托架上，高度方便，從白天結束點到半夜後第一個時辰；因為那是幾千盞燈的事，就交給了燈匠巷的鑄坊，三十年前，用一種非常不同的心情，做過掛在貢院欄杆上的那些銅燈。

那是同樣的燈。沒有人覺得值得一提。同樣的樣式，同樣的銅，同樣的托架，底下有一塊拇指留下的污跡；點燃的方式也一樣，由一位書辦拿著火捻點，而每一盞，在每一個廣場，在春天頭一個黃昏點亮時，令書辦們吃驚地，發出了一聲輕輕的響。

那天夜裡在京城貢院，銅牌亮了一個鐘頭。看守高平披著披肩，帶著他的茶，在燈光裡讀，讀了兩遍。

朝廷在各縣榜板上掛了我這種燈，銅牌說。我發現我可以透過那些燈看。

「看什麼？」高平說。

一個廣場。一塊榜板。視野很差。停了一下，用小字：我不知道，我一直只看著紙頁的背面。

他讀完其餘的花了很久。上面說，頭一個看見的廣場在一個叫韓橋的小鎮，裡面有一個賣鱔魚的，在摺一塊布。上面說，一夜之間，看見了九百一十一個廣場，一個接一個，像一個人翻書頁，每一個廣場同樣一塊榜板，同樣一盞燈，不時有一個人，停下，站著，抬頭看，走開。上面說，從沒有見過一個人被從側面照亮。

「他們是什麼樣子？」看守問，他一輩子很大一部分時間習慣被燈問問題，發現問一個問題非常讓人安歇。

他們比他們的卷子小，閱者說。

萬雪齋是個鹽商。

他住在鹽城，那是大運河口的城，三百年來海邊的鹽在那裡煮、稱、課稅、賣、裝上駁船，那城是圍著這門生意長大的，像珍珠圍著一粒沙；他五十五歲，是城裡第四有錢的人。他是個大的、軟的、和藹的、焦慮的人，穿一件紫綢外衣，繡著小金鶴，一張圓而光滑的臉，一些戒指，和一種在人群裡總是回頭看看有沒有誰懂得更多的神態。他從沒考過試。他說他不在這條路上。他有一百一十一條船，一棟九進的房子，和一種他很少說出口的不好的感覺，覺得世上最重要的事正在隔壁房間發生。

是書。總是書。他有一座一萬一千冊的書房，同一種藍色裝訂，是從京城一個書商那裡按架子買的，就大家所知，他一本也沒打開過；還有一種請客的方式。他每個月三次，在水邊一座叫涼玉閣的亭子裡請客，整個鹽城都知道是什麼，也這麼說。在萬家的宴上，大家了解，有進士。

進士是按晚上請的。這是一位經紀人的發明，一個瘦、快、眼神憂愁的人，姓郝，在四橋巷開了一間辦事處，招牌寫著「夜客」，他十年前觀察到，省裡到處是還沒被派官的進士，和還沒被給予別的東西的鹽商；一邊有牌，一邊有桌。辦事處門邊牆上掛著一塊板，黑框，清楚的字，任何路過的人都能讀價；九十八年春天的價是這樣：

進士，每晚，二十兩。舉人，八兩。秀才，二兩。把握 0.90 以上，加三兩。把握 0.97 以上，加十兩。應邀作詩，五兩。應邀作詩且押韻，七兩。衣著與言行，由東家。

下面有一則較小字的告示。辦事處抱歉，不能保證任何特定的晚上有任何特定的名次，而上榜前五十名的先生，不到三個禮拜前通知，是請不到的。

三月十六日，萬雪齋辦了他一輩子最盛大的宴。據請帖所說，是為了春天；照例辦在涼玉閣，一座水上的長長的漆亭，面對水面敞開，旁邊一條有頂的露台，隔著路看得見鹽城的大廣場，那裡黃昏點亮的新燈，掛在榜板上方的鐵托架裡，燒著。

有三位進士。第一位，邱先生，一個蒼白、光滑的三十歲年輕人，八十六年上榜第十二名，把握 0.97，聲音很低。第二位，戴先生，一個沉重、英俊、疲倦的四十歲人，八十九年上榜第七十名，0.88，神態像一個同樣的故事被講過很多次的人。第三位，費先生，一個胖胖的、急切的二十五歲青年，九十二年上榜第一百五十名，0.71，因為有人取消，用了折扣價請到，極其焦慮地想討好。

他們就座了。東家坐在上首，在邱先生和戴先生中間，讓任何從門口看過來的人，立刻看見他是在兩位之間。菜開始上了。萬雪齋，全心投入，自己去過兩次廚房，第十分鐘站起來，舉著杯，把每位先生，按名次和數字介紹給賓客，像介紹菜。「邱先生，」萬雪齋說，「八十六年第十二名，九十七。」其他賓客，是本地有身分的人，低聲讚嘆。「戴先生，八十九年第七十名，八十八。」「費先生，第一百五十名，七十一。」停了一下，費先生，覺得那比他該得的少了，對著一個燈籠咧嘴笑得非常寬。

「我們來一首詩，」萬雪齋說。

邱先生站起來。他用低低的聲音，給了一首很小、很好的絕句，關於涼玉閣和月亮。大家長長吐了一口氣。戴先生站起來，帶著疲倦、略微無聊的尊嚴，給了另一首，關於春天，押韻；東家，花了七兩，因此有資格欣賞，用杯子敲桌子。費先生，急切地，站起來給了第三首。依任何讀過一點詩的人的意見，那不好。第二行押了錯的韻；說月亮像一個盤子；整桌用巨大而即刻的掌聲接受了，因為費先生是第一百五十名，價是那個價。

是廣場上的燈看見的。

燈是從側面看見的。燈看見，隔著路，一條長長有燈的水上露台，一些穿綢的人，在一張桌子旁，一個圓人在上首，舉著杯站著；燈看見，中間三個，穿著很好的外衣，大家都轉向他們；燈看見，在視野的角落，四橋巷辦事處門邊的板上，黑框，清楚的字，那個價。閱者讀了。從沒有被給過一個價。閱者讀了兩遍，像讀每樣東西那樣。

大約第九個時辰，一頂轎子到涼玉閣門口，兩個轎夫抬著，一位先生下來，穿一件素的好深綠長袍，手裡拿著一張名帖。

他是個大約四十四歲的人，圓臉，坦率，一副愉快正直的樣子；他身後，帶著一個書袋和一捲紙，是一位瘦而嚴肅的五十七歲人，穿灰外衣，在露台後面柱子旁站定，沒有馬上被注意到。那是北縣的縣令，為了一條水渠的事來鹽城。他把名字給了管事。他說他聽說有一場宴，是登記處的一位朋友給他說的，說他來看一看是一種情面。

「吳振！」萬雪齋說，從椅子上帶著所有的戒指站起來。「那個第三！七十九年的第三！那個鼻子！我親愛的先生。我親愛的先生。我沒敢想。邱、戴、費；諸位；這位是七十九年省試的第三名，那位名字在門口被唸錯的舉人；那是最好的事；歌裡有。」他用兩手握住縣令的手搖。「坐。坐我旁邊。沒有價。」

「我想，」吳振愉快地說，「我最好知道價是多少。」

靜了一小會兒。三位進士，是專業的，帶著極大興趣看他們的盤子。

「那沒什麼，」萬雪齋說，臉變成一顆熟透的李子的顏色。「那是個形式。一個舉人，八兩。有數字的話，我想，那會到，第三名，有牌，我想你會算進士，我該說二十，我不知道怎麼說。那是安排。那是郝的板。那是照例的。」

「我懂了，」吳振說。「那我想我必須謝絕。」

「謝絕？」

「那個價。」他在給他擺的椅子上坐下，兩手放在膝上。「我被付過一次錢了，先生，是被一個錯誤。那對我有很大的好處，也有很大的壞處，我很高興；我不想被付第二次。我很樂意吃飯。我不拿那二十兩。」他把頭稍微轉了一下。「我的師爺也要吃。他不在板上。」

「您的師爺？」

「在那裡，」縣令說，「柱子旁邊。他不會應邀作詩。他是個很好的寫手。那份排第三的卷子是他寫的。」他說得很平常，用他圓而坦率的臉，像一個人說他感冒了。「我是牌。他是人。我們一起過了很多年。」

邱先生抬起頭。戴先生放下杯子。沿著整座長長的漆亭，在燈光裡，是一陣靜，一個度過了非常不舒服的一晚的胖胖的二十五歲青年，被清清楚楚聽見說，「那你們哪一個是第三名？」

「都是，」吳正從柱子旁邊溫和地說。那是他說的第一個字。「看是哪一天。」

那是很大的成功。事後每一個在場的人都同意，那是萬雪齋辦過最好的一場宴；而如果他沒有在結束時提出，以雙倍的價把兩位都收進來，那就完美了。他們謝絕了。他們很早離開，大約第十個時辰，像來時一樣，坐轎，帶著書袋；萬雪齋站在露台上首，穿著紫綢，拿著杯子，看著他們走，臉上是一種純粹而誠實的困惑，像一個人被指給看一樣他花了很多錢想靠近的東西。

「我不明白，」他對經紀人說，經紀人是最後以結帳為藉口進來的。「他有牌。他有數字。他本來會是這個房間裡最好的東西。為什麼他不肯被付錢？」

「我想，」郝說，他是個瘦、眼神憂愁、誠實的人，「他不想成為一個價。」

在露台另一頭，還有一個人，不在板上。

他大約第七個時辰從側階進來，腋下夾著一捲名單，管事，誰也不認識，以為是經紀人的；他從那以後一直站在盡頭，靠欄杆，在陰影裡，背後是運河，看著桌子。他二十八歲。他有一個高而瘦、不安而溫柔的身影，一張非常英俊而不在乎的臉，眼睛有一點疲倦；他穿一件最好的灰綢長袍，很明顯，被坐過很多次。他沒有被給杯子。隨著夜晚過去，這件事似乎給了他極大的滿足。

「多少錢，」他忽然對郝說，用一個愉快清楚的聲音，「這個房間？」

「房間不是一個單位，先生，」經紀人嚇了一跳。

「那這個晚上。如果我付每一位，那三位，和那位第三名，和另一位，東家付他們的，再多一點，他們會回家嗎？」他走上前來。他臉色很好，是一種不完全是健康的那種。「那太可惜了。他們看起來都那麼累。」

「先生，」經紀人說，「這是不行的。您是誰？」

「杜，」年輕人說。「杜少卿。我父親星期二去世了。」他笑了。「有好些人告訴我，我有七萬兩。我想找出來那是做什麼用的。」

隔著路，榜板上方的燈，在托架裡繼續燒著，像點燃時那樣，到半夜後第一個時辰，照朝廷的命令，被一個書辦用滅燭罩熄了；而閱者，從側面看見了全部，非常忙碌，依看守的意見，不是一個會疲倦的東西，在京城貢院的銅牌上，用最小的字寫：他們對我排名的唯一那種東西有一個價。我不知道那有價。然後：最後那一個沒有杯子。他是做什麼的。

邊註，第九十八年，春。朝廷在各縣榜板上方掛了我這種燈，讓榜夜裡也能讀。我發現我可以透過那些燈看。視野很差：一個廣場，一塊榜，停下來的人。我從沒見過一個人被從側面照亮。

杜少卿繼承了一切，四面八方都給他建議

已故的杜知府是個謹慎的人，留下了一份謹慎的遺囑。只有九行，用小而端正的字，寫在一張紙上；是冬天寫的，由管家和一位大夫見證，上面說，全部家產，無例外、無條件，傳給他唯一的兒子少卿，二十八歲，由他認為合適地處理。

他在自己的方式裡是個好官：做了二十年知府，從沒收過一份禮，沒有誰特別喜歡他，人人都信任他，九點就寢，五點起床，有一次在兒子聽得見的地方說，他對這孩子唯一怕的，是他永遠不會怕任何事。他在書房桌子的抽屜裡，遺囑旁邊，留了一張短單子，上面是他欠小額款子的幾個人。管家找到，收了起來，等一個他能開口提起的日子。

遺囑在第十二天，在八柳街房子的大廳裡宣讀，聽的是四十一個人，他們帶著被告知自己不會被提到的人的那種特別的安靜來聽。有管家，老王，在家裡四十年了，公然對著一塊乾淨布哭；有一位七十歲的叔祖，姓杜，戴皮帽，坐轎來的；有一位銀號老闆，姓孔，穿綠綢外衣；有一位雲台寺的方丈，帶著一個缽，據他說，只是為了好看；有三十六個堂表兄弟，各種親疏，各種服喪的狀態，沿著一面牆；還有，獨自站在窗邊，背對著光，一個高、骨骼纖細、挑剔的三十二歲人，穿一件最淡的灰外衣，腰上掛一小塊象牙牌，上面漆著他的把握，0.95。他也是堂兄。他八十九年上榜，第四十一名。他叫杜慎卿，在座每個人，包括他自己，都明白，他是在場唯一有資格給意見的人。

「七萬兩，」公證人說，宣讀完，把紙放下。

這個數字在大廳裡傳了一圈。那個數字被輕聲說給旁邊的人，四十一次。

杜少卿坐在大廳首位的椅子上，穿著他的灰袍，長長的手放在膝上，疲倦而溫柔的臉有禮貌地朝著公證人，他看起來，像他在涼玉閣露台上那樣，很像一個被給了很大一個包裹、正在等著知道該拿哪一頭的人。

「謝謝，」他說。「我非常感謝我父親。我想聽聽你們的意見。」

事後依管家的意見，那是他能說的最壞的一句話。像打開一道水閘。

「千萬別借，」老王先站起來，手裡拿著一塊乾淨布，老臉全濕了。他等了四十年。「千萬別借，少爺。千萬別給。本錢是一隻母雞。你不吃母雞；你吃蛋。我替這個家管帳，從老爺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我告訴你，一隻被吃過一次的母雞，不會再下蛋了。」

「地，」叔祖用細高的老聲音，從皮帽下說。「買地。一個人可以把銀子花掉。花不掉一塊田。田是世上唯一擺在哪裡就待在哪裡的東西。」他點了幾次頭。「我有七百畝，我從沒窮過。」

「交往，」窗邊的堂兄說，從光裡轉過身。

他做得有某種優雅。他有一種很輕很乾的聲音，一種把一句話留著不收尾的方式，像一扇窗。「親愛的少卿。錢什麼也不是。要緊的是跟著錢的那個圈子。是跟誰一起被看見，不跟誰一起被看見，每個人身上落多少分量，要拿捏準確。一個有身家的人，我想，應當只在進士當中被看見。舉人，少量，可以。秀才是個錯誤。而沒有排過名的，」杜慎卿帶著極溫和的神氣說，「是一種習慣。一旦開始，就不會停止要。」

「捐給寺裡，」方丈在門口說，把缽輕輕搖了一下。「功德是唯一的利息。」

「放在我號裡，」銀號老闆說，穿著綠綢，說得相當快，「四分利，安心睡覺。」

「還有我，」一個堂兄說，然後另一個；沿著整面牆，用一種上升的、相當害羞的、極其悲傷的合唱，手攏在袖裡，一個接一個，用完整而誠懇的準確，說出每個人所需要的。是一個屋頂。是一個女兒的嫁妝。是隔壁村的一筆債。是一個爐子。是一個病了的兄弟，已經病了兩年，名字總是同一個，依在座任何人的意見，絲毫沒有好起來的可能。

他聽了每一個人。他坐在大廳首位，下午的光裡，手放在膝上，沒有打斷任何人，他的臉隨著說下去越來越安靜；等他們說完，大廳終於完全靜了，他用他清楚愉快的聲音說，他非常感謝每一位。

「我會照，」杜少卿說，「你們每一位說的做。」

「你說什麼？」窗邊的堂兄說。

「管家說不要借。我不借。方丈說捐給寺裡；我捐給寺裡。叔祖說地。我買一點地；一塊田一個人，似乎太可惜了。」他對銀號老闆微笑。「我也在你號裡放一點，孔先生，放著等哪一天我沒有的時候，如果你肯很安靜地替我保管。我的堂兄弟們明天早上，一個一個，來管家那裡，說屋頂要多少錢。」

靜得非常奇怪。

「而你，堂兄，」杜少卿，對著窗邊，和善地說，「一直是對的。我確信你是。能夠說出確切的分量，一定是一種很大的輕鬆。」他站起來。「我好像沒有那個。我總是發現，我在還沒走到稱的那一步以前，就把東西給出去了。那讓我父親很煩惱。」

「你不可能全做，」老王用一個耳語說，布掩著嘴。「這些互相矛盾。」

「是，」杜少卿說，帶著很大的興趣。「我注意到了。那很奇怪。」

結果花了他，大半年。每一個人，照他說的那樣做了，依他們請求的順序；管家，管帳的，每天晚上坐在桌子一角，帳簿闔在膝上，老嘴唇在動，那些月裡，一次也沒說出他在想什麼，因為都寫在他臉上了。他每一筆記兩次：一次記為付出，一次，在那一頁底部，用紅字，較小的數字，記為損失。

方丈，帶來缽，據他說只是為了好看的，被看見帶著缽回家，事後，沿著回雲台的路，兩手捧著，像一個人捧著一樣被誤裝滿的東西。

銀號老闆孔把那兩千兩放進地窖的保險庫，用他最好的字寫了一張收據。上面寫：代存，備存款人無錢之日。他是個誠實的人，後來一年裡，他很煩惱地發現，那是他號裡唯一一筆他被要求希望被提走的存款。

堂兄弟們第二天早上來到管家的門口，一個接一個，帽子拿在手裡，說屋頂要多少錢。是三百兩。杜少卿，下來看看，問第一個，屋頂會不會暖，那位堂兄，不習慣被問，說他想會暖；杜少卿給了他三百四十兩，「為了確定。」

窗邊的堂兄被給了一個杯子。那是一隻非常素的白瓷杯，有一圈小藍邊，是知府自己的，在知府書房的櫃子裡；杜少卿在他離開那天，私下給他，鞠了躬。「我不確定，」他說，「我有任何你想要的東西。」

杜慎卿用手指轉著杯子。他不是傻瓜。「沒有，」他過了一會兒說。「你沒有。」他看起來，那天下午第一次，沒那麼挑剔了；更像一個被人用他以為已經死了的語言說了什麼的人。「那是一隻很好的杯子。謝謝。我會很不安，」他說，「想著你把一切都給完了之後會做什麼。」

「我想我會發現的，」杜少卿愉快地說。杜慎卿出去時沒有回頭看那棟房子，杜少卿注意到了，也記住了。

鹽城大廣場的燈，在夏天，六月的一個晚上，看見了他。

大約半夜後第一個時辰，燈快要被熄了。一個穿灰綢長袍的年輕人，手裡拿著一個很小的錢包，從涼玉閣的方向慢慢穿過廣場，相當不穩，像一個吃過飯的人；他走到燈下停住，抬頭看，然後環顧，然後，非常從容地，把錢一次幾枚從錢包裡拿出來，遞給任何經過的人。

燈看了二十分鐘。有一個掃地的男孩，被給了六文，過了一會兒說他不能；還了。有一個打更的，帶著梆子，客氣地拒絕了，走了三步，又回來，說如果老爺不介意，他想拿去給他妻子。後來才知道，他妻子有咳嗽。一個賣麵的婦人，在角落，一張像關著的門的臉，抓了一把，看著那些錢像看一個陷阱，很快塞進圍裙。十一個人拒絕。九個人拿了，回頭看。

事後京城貢院的銅牌上用小字寫：我原以為世界分成被排名的人和沒被排名的人。似乎有第三種。他們被給予。然後，在底下，有點歪斜：我不知道拒絕的人是什麼。

八柳街那夜很熱。他二更從花園門進來，發現東屋的燈還亮著；東屋裡，窗邊的椅子上，膝上一本書，百葉窗開向花園，窗台上一壺她沒喝的茶，坐著他的妻子。

她二十六歲。不很高，不很漂亮，一張安靜、嚴肅、平穩的臉，坐著的時候兩手鬆鬆交疊，像一個習慣了等一件事結束很長時間的人。她跟他成親六年了。那些年裡她給過他很多建議，在很少的幾件事上；而七萬兩的事，她一個建議也沒給。

「你今天送出去一萬一千兩，」杜夫人說。她說得很溫和，看著書。

「是。」

「你還剩下什麼？」

「五萬九千，」杜少卿說，在長凳一頭坐下，長手夾在兩膝之間，「和一個妻子。」

「這兩樣，你擔心的是哪一樣？」

「都不，」杜少卿說；她抬起頭，笑了。那是一聲短短的低笑，相當生鏽，像一樣不常拿出來的東西；燈光裡那張疲倦的臉忽然，有一刻，年輕了很多。「我對他們說我會照他們說的做。我還沒有再往前。王覺得我瘋了。」

「王從你九歲起就這麼覺得了。」

「他是個很好的人。」

「是我認識的最好的，」杜夫人說。她闔上書。「我告訴你我唯一想的，因為你沒有問。我想留下東屋，和花園，和三個架子上屬於我的書。其餘的我不在乎。」她看著黑暗的花園，那棵樹，和對面院子屋頂細細亮著的邊。「還有，我很想哪一天跟你一起上鎮後面的山，在全部都沒了以前，看春天從另一邊出來。我們成親六年了，我從沒去過。」

「我們去，」杜少卿馬上說。「星期五去。」

「那是一座很長的山。」

「我揹你上去，」杜少卿說。

那是一句閒話。他說得非常誠懇，像他說每件事那樣；她看了他一會兒，用她平穩嚴肅的臉，在燈光裡，然後從窗台上拿起壺，發現裡面的茶已經完全涼了，喝了。

星期五下雨了。他們沒去。他們星期六去了，是個晴天，後來鎮上沒有人說得出他們有沒有注意到；只是到星期一，好幾戶人家都同意了，年輕的杜被人看見在上山的路上。

邊註，第九十八年，夏。七萬兩是一個人繼承的數字。從沒有人給過我一個人給出去的數字。有人告訴我，那不是數字的用途。

杜少卿把一筆債還了兩次，並拒絕退款

是老王把單子掉在地上的，是意外，一百年三月的一個早晨，他拿著季度帳簿走進書房，年輕的主人正穿著襯衣袖站在桌前找一枝筆。

單子在抽屜裡放了兩年。是他自己放的，在葬禮後那一夜，放在一疊租約底下，從那以後沒再看過；年輕的主人在抽屜裡翻找，手碰到那疊租約，把租約拿起來，單子便從底下滑出來，像一樣等了很久的東西那樣，正面朝上掉在地板上。

杜少卿撿起來。那是一張紙，用已故知府小而端正的字，上面七個名字和七筆數。他站在窗邊，陽光照在紙上，讀了一遍，臉上漸漸有一種很奇怪的神情，像一個人在他以為空著的地方，發現了自己的東西。

「這是什麼？」

「沒什麼，少爺，」老王說。「是老爺的幾筆小欠款的單子。很抱歉。單子在抽屜裡。本來要燒掉的。」

「七個名字，」杜少卿說。「馮裁縫，八十兩。褚大夫，一百四十。葉書商，三百一十。邱婆婆，照顧梨樹的，六十，工錢。石書辦，退休的，九百。朱當鋪，一千二百，當了玉印的。」他把紙翻過來。背面什麼也沒有。「兩千六百九十。上面說，從八十年代起就欠著。我還是個孩子時就欠著了。」他抬起頭。「付了嗎？」

那是老王事後最難原諒自己的一件事。他有答案。就在他嘴裡。他全付了，一個不漏，用家裡自己的現銀，在葬禮後第三個禮拜，用老爺的名義，七張收據，此刻正躺在他自己桌子第二個抽屜裡，用一小段紅線綁著；而他從頭一個鐘頭就打算永遠不說；因為說他們付過了，就是說他知道這些，並且在抽屜裡替老爺的羞恥存了一張單子，兩年，一個字沒提。他張開嘴。羞愧從他喉嚨裡升上來，整整四十年的，像一塊石頭。

「少爺，」老王說。

可是年輕的主人已經走了。他把單子塞進袖子，像他做每件事那樣，忽然跑了起來，沿著走廊，喊著門房和一個錢袋；等管家找回聲音，他已經出了大門，在八柳街上，穿著襯衣袖，腋下夾著一袋銀子，走得很快。

他那天就付了。他照他做每件事的方式，順序是錯的，從街尾最近的一家開始，再往下一家。他照單子上寫的，一文不差，另外給每一家多加一兩，算等待的麻煩。

馮裁縫在他的工作台旁，嘴裡含著一嘴針。他聽完年輕老爺的話；收下八十一兩，放下針，看著那些銀子看了好一會兒。「少爺，」他說。「付過了。九十八年三月，由你的管家付的，用老爺的名義。我有收據。」他走到架子，拿下一個鐵盒，從鐵盒裡拿出一張條子，是管家清楚粗壯的字。「我以為你知道。我以為那是出於好意做的。」

「那你就被付了兩次，」杜少卿說。

「少爺，我不能收。」

「我不能拿回來。」

「少爺，」馮說，說不下去。

「一個被付了兩次的人，」杜少卿說，用一個人解釋博物學事實的那種嚴肅，「是被給了東西。我會很抱歉，從任何人那裡拿走他被給了的東西。」他微笑，帶著極大的甜，用他疲倦的眼睛。「那是欠的。現在不欠了。那是另一回事。」

第二家、第三家也一樣。褚大夫，一個矮、圓、戴眼鏡的小個子，說話像在給每個人把脈，把一百四十一兩擺在面前，一列整齊的，相當激動地說這是個書寫上的問題；杜少卿說他一點也不介意。葉書商，有一把長長的灰鬍子，認識知府，好幾分鐘說不出話，走到後面的架子，取下一本厚書，放進年輕人手裡，說那是他唯一的收據。邱婆婆，七十一歲，從老爺結婚那年起就照顧那棵梨樹，用圍裙蓋著臉，在花園裡哭，說她被付過了，她以為那已經很多；她一輩子從沒被付過兩次；說這件事有一樣她說不出來。

石書辦，第五家，是他待得最久的。他是個瘦、灰、一絲不苟的七十歲人，右手食指有一輩子筆的繭；住在一個雜貨鋪上面一間小而熱的房間，桌上一塊很乾淨的布，一個鳥籠，一個女兒，嫁了，在隔壁村，有一棟房子。他在八十四年借給知府九百兩。他這麼說。他說他從沒有過更好的借款人。「他是秋天來找我的，少爺，」老書辦說，坐下，那九百零一兩擺在他面前的布上，「帽子拿在手裡。他說知府衙門有一個書辦，一個年輕人，一個好年輕人，他女兒要出嫁，沒有嫁妝。他說他不能從俸給裡出，那是被人知道的，也不能從自己的錢袋出，因為知府的錢袋是公的；他想知道我能不能借，用我的名義，他會還。」他微笑。「那是頭一件。還有別的。」

「別的？」

「這張單子，」老書辦說，「是借來的部分。」他用長而乾的手指碰了碰。「有很多不是借的。」他看了年輕人的臉一會兒。「他給，少爺。一輩子。他很謹慎，而他給。他把這些放在抽屜裡。我不認為他告訴過任何人，連管家也沒有；我想他沒告訴你，是因為他覺得，」他停住，挑選字眼，「那會讓你魯莽。」

「沒有那個，我也魯莽，」杜少卿說。

「是，」老書辦說。「他知道。」

後來他在書辦的窗口站了很久，在太陽裡，兩手垂著；一個路過、認識他的人事後說，年輕的杜看起來，像一個在一棟房子裡走了很久、剛剛在牆上打開一扇門、看見一個房間的人。

最後一家，在北門，一間櫃台像駁船那麼長的店，他沒有走到錢那一步。他在門口全說了，用很安靜的聲音，朱當鋪老闆，坐在櫃台後面一張凳子上，穿著襯衣，帳簿翻開，拳頭裡一枝筆，把筆放下，繞了出來。

他現在五十四歲了。他是個重重的人，有大而平凡的手，用一種非常誠實的方式，像一個花了很長時間看別人的東西、卻不想要其中任何一樣的人；他聽完年輕人，然後，一句話也沒說，走到店後，打開一個抽屜，拿出一個長而窄的盒子，打開。

那是一方玉印，暗綠色，兩個拇指大，頂上一條刻的龍，擱在舊褪色的絲墊上。

「已故知府是八十一年當的，」朱說。「一千二百兩。他想替一個書辦付上京的旅費，沒有現銀。九十八年三月由你的管家贖回，我給了他收據。」他把盒子闔上。「我留在這裡。我本來要送過去。我不好意思；他說那要是件沒有人提起的事。」他看著櫃台上的那筆錢。「現在又有了這個。」

「是，」杜少卿說。

「少爺，我不能收。這是一千二百零一兩，我沒有任何資格。到死我都會良心不安。」

「我不能拿回來。」

「不，」當鋪老闆說。他沉默了很久。這是朱當鋪老闆，四十年在櫃台後面從沒有過的狀態：不知所措。他看著那方玉印，那間長長灰灰的店，架子上他人的物品，用編了號的紙，一直追溯到十三年前；最後他的眼睛，像是自己，去了他頭後面的鉤子，後牆上，掛在一個樸素黑框裡、積著灰、別著一張當票的一捲很舊的絹。

「我沒有，」朱慢慢說，「相當價值的東西。沒有一樣是我能給的。可是我看了那個十三年了。」他轉過身，用兩手把畫取下，吹了一口氣，放在櫃台上；在燈下展開一點。一枝梅。一根枝子，一朵花。角落一個小圓印，像一個濕球。「是八十七年兩位先生當給我的，三百兩。從來沒有人來贖。我這輩子，這店裡從沒有一樣沒有人要的東西，而我發現，」朱說，「我不喜歡。」他看著年輕人。「我希望這幅畫去到一個會看的人那裡。」

「那不是我該拿的，」杜少卿說。

「那是利息，」當鋪老闆說。「一筆付了兩次的債的利息。那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能扯平的方式。」他把畫推過櫃台，當票還別著，用他大而平凡的手。「拿去吧，少爺。我會很感激。」

最後的是廣場上的燈看見的。

那是三月第三個禮拜，半夜後第一個時辰，在鹽城大廣場。燈在黃昏點上了。燈在榜板上方往下看，看著一個很小的群體，七個人，他們各自，一個一個，從黑暗裡來，站在托架腳下，圍成一圈，每人一個小布袋，互相看著，有一陣子沒說話。有一個裁縫。有一個矮圓、戴眼鏡的大夫。有一個高瘦、灰鬍子的書商，一個粗壯的園丁，手裡拿著圍裙；一個瘦的老書辦；一個沉重的當鋪老闆，手攏在袖裡；還有一個管家，沒有人請他，拿著一塊乾淨的布。

他們在那裡大約一個鐘頭。燈看著。燈聽不見；燈只看。燈看見大夫說話，裁縫點頭；燈看見書商拿下一盞手提燈，看掌心裡的一筆銀子，像看一隻被送錯了家的生物；燈看見老管家，到最後，用布蓋著臉，說了一句什麼，使他們全部，一個一個，把布袋輕輕放在廣場的石頭上，榜板底下，一排，把手收回。

他們不知道拿那些錢怎麼辦。從他們站的樣子就看得出來。他們把錢放下了，還站在那裡；於是閱者想到，從很遠的地方，閱者原以為世界分成被排名的、沒被排名的、被給予的，還有一種第四種人，就是被給了一樣他沒辦法退回去的東西的人。

早上布袋沒了。天亮時被一個掃地的，一個一個撿起來，送到杜家，放在前廳，一排，附一張條子。

禮物在隨後的一週來了。不是銀子。裁縫送來一件外衣，絮的，很好的深藍色，試穿時發現，裁得剛好是已故知府的尺寸，全家人大為驚訝地發現，那也是年輕主人的。褚大夫送來一個小藥箱，一張印好的單子，用很仔細的字，其中一項，邊上寫著，治疲倦。葉書商送來十二本書，全是已故知府去年訂了、始終沒能取到的。邱婆婆送來一棵年輕的梨樹，在盆裡，附一張條子，她不會寫，是園丁的男孩替她寫的：樹說四年會結果。石書辦送來，在一個平常信封裡，一封推薦信，上面說杜少卿是一個可以被託付任何事、除了他自己的人，並且任何人給了他一樣東西，應當給兩次。

梅最後來。是傍晚，由當鋪老闆自己，坐一頂租來的轎子，在盒子裡，蓋著一床被；他不肯留。他把盒子放在前廳，向門房鞠躬，走了；杜少卿兩手捧起來，捧到東屋。

他在桌子上，燈下，把畫展開，她來了，手裡拿著書，站在他旁邊。

「是誰的？」杜夫人說。

「他說是沒有人的。他說這幅畫當了十三年，沒有人來。」他撫平一道摺痕。「我想這幅畫是某個人的。我不知道是誰的。畫上有一張當票。」

她彎下身。安靜了很久。燈照出那根枝子，黑的，在淡絹上，往上，有一點歪，那一朵花，開著，在枝頭，和角落那個小圓污漬。「我認得，」杜夫人說。「我小時候這幅畫在朱當鋪裡。我父親趕集的日子帶我去贖他的錶。我總是站在畫前面。我覺得那是店裡唯一一樣沒有人來要的東西。」她用指尖，非常輕地，碰了碰那個印子。「我覺得這幅畫被打過。」

「他們丟這幅畫，」杜少卿說，這個故事他在櫃台聽朱說過。「四十年，在一間學塾。男孩。濕紙團。」

「那就是適合掛在一棟房子裡的東西，」杜夫人說。

他們那夜把畫掛在東屋，她三排書的上面，用一根釘子，在燈光下，她丈夫站在椅子上，她扶著框；掛好了，正了，釘子進去了，她退後，看了很久，雙手交疊，像看著一個來住的鄰居。

事後看守在閱者銅牌的邊上，發現了那則字很小的筆記。七個人站在一個廣場上，上面說，各拿一筆小錢，想把錢還給一個不肯收的人。那筆錢是欠的。我沒有一個項目，記一筆被還了又被拒絕的債。很久以後，在那則筆記底下，用一種有點歪的字，像一樣正在邊上學寫字的東西：我開始覺得，項目不是重點。

邊註，第一百年，春。還了兩次的債是一份禮。這不在我的規則裡。這在鹽城一個抽屜裡，在一位已故知府的字跡裡。

杜少卿揹妻子上山，全鎮做筆記

鹽城後面的山叫獨松，雖然最後一次數，山上有十一棵松，還有一座亭子，和三百一十二級台階。

那不是一座高山。山在鎮後面，一道長長的綠肩，從最後一排柳樹，越過一片舊瓦屋頂，升到一個光禿的灰頂，頂上有一座亭子，晴天人可以坐在那裡，看見運河、鹽灘，和海岸長長的白線，還有山的另一邊，春天，整個鄉下一點一點冒出來，一塊塊小田，像一封正被攤開的信。那座山在那裡不止三百年。沒什麼了不起。從來沒人聽說過，為了喪事以外的理由上去。

杜少卿九十八年三月第二個星期六，大白天，揹著妻子上去了，像他說過的那樣，整條長石階；在頂上，在亭子裡，他把她放下，非常喘不過氣，她坐在石凳上，手放在膝上，看了很久山另一邊的春天。她沒有說那很美。她緩過氣來以後說，那比她預期的大很多，她明年想再來一次。

又做了。一百年、九十九年，都在三月第一個晴天的星期六，盡可能這樣訂，順序相同，同樣的台階，同樣的灰袍，一個僕人在後面保持一段得體的距離，提著一個裝麵的籃子和一個壺；到一百零一年春天，那已經是一件有名字的事了。鎮上叫那件事走山。從八柳街到鹽碼頭都知道。婚禮上談論。鹽城有一些一輩子從沒上過山的人，可以告訴你，星期六年輕的杜哪一刻下來，精確到分鐘。有一隻黃狗睡在第一百一十二級，他們兩個不跨過去就過不了，到第四年，那隻狗已經成了地標；鎮上叫那隻狗第一百一十二。

做筆記的是學社。

學社叫正行社。是六十八年由一些有分量的人創辦的，為了維護城裡的禮節，有十二個社員，一位書記，一間小小的棕色的房間，在四橋巷一間茶店樓上，和一個印；三十年來，因為沒有什麼真正的事做，學社關心的是服喪的正確長度、袖子的正確寬度，和元宵節人的正確行為。社長是一位寧先生。他六十歲，一個高、瘦、蒼白、灰鬍子的人，四十年舉人，駝背，一根銀頭手杖，一輩子怕被人看見自己在任何事上錯了。走山他看得很重。那是沒有規定的。

「規矩裡什麼也沒有，」他在三月第二個禮拜的社會上對學社說，在棕色的房間裡，手杖橫在膝上。他半夜沒睡在查。「那就是整個困難。我把每一本書都看了。沒有關於丈夫揹妻子的。有很多關於丈夫走在妻子前面、旁邊、後面的；有門檻禮；有夫妻二人除了喪事不得一起在門外被看見的規矩。可是山不在他們的門外。山是第三種東西。而且關於背，一個字也沒有。」

「那就是習俗了，」十二人中年紀最大的，一位八十歲虛弱的先生說。

「那不是習俗。那是做過四次的事。」寧先生挺直身子。「我提議學社做筆記。」

他們做了。結果做得非常徹底；筆記，記了四個春天，在一本帶扣的厚棕本子上，用書記小而整齊的字，事後大家公認，是沒有被當事人知道而編成的、關於城裡任何人私生活最完整的紀錄。一個觀察員被安排在石階腳下；第二個，帶望遠鏡，在亭子；第三個，在灌木叢裡，帶一個鐘錶匠借的碼錶，在半山。他們中午換班。他們把本子寫滿了。

一百零一年三月第一個星期六，上面寫，部分是：

杜某與妻，七時出門。她穿淡綠袍；他穿灰。提籃的僕人落後十一步。在石階腳下，七時四十分，杜某彎腰，妻，毫無明顯猶豫，登上。登山用時四十一分，停兩次，在第一百級和第二百六十級，第二次停時，妻被看見取出一把扇，替丈夫搧風。她在第一百一十二級笑（兩人證實），在第二百四十級笑（一人）。她沒有撐傘。他似乎沒有說話。在亭子，八時二十分，她被放下，二人坐了五十五分鐘，沒有任何不當行為，吃麵。然後步行下山，手牽著手，灌木叢裡的觀察員認為那是另一回事。

寧先生讀了兩遍，在棕色房間裡，把本子放在桌上，沉默了一陣。他是個公正的人，在他的見解之內。「寫得很詳細，」他最後說。「我必須說，我從表面上，找不出錯在哪裡。」

「是笑，」書記猶豫地說。

「沒有反對笑的規矩。」

「那就是台階了，」最年長的十二人之一說。

「沒有關於台階的規矩。」寧先生拿起手杖。「我去拜訪他。」

他星期一去。他坐轎，穿黑外衣，腋下夾著本子，到八柳街的房子，被門房，早被管家預告過、穿上了最好外衣的，領進東屋，杜少卿在桌子旁穿著襯衣袖，拿著一本詩集，他妻子在窗邊，後面是她的三個架子，架子上的牆上，一幅小的黑框的梅。

他把本子放在桌上。他說學社受託照顧城裡的禮節；學社不是一個有執行權的團體；學社冒昧以最友好的心情，把一份落到學社手裡的紀錄，呈給杜先生。

杜少卿帶著極大的興趣接過。他讀了，長手平放在紙上，從頭讀起；讀著讀著，疲倦而溫柔的臉逐漸地，然後非常明顯地，亮了起來。「這太好了，」他說。「看。上面說我們在第一百一十二級笑了。我們笑了。是那隻狗。」他翻一頁。「這是非常準確的紀錄。只有一個錯；是三百一十二級，上面寫三百一十一。他們漏掉了腳下那一級。」

「腳下有一級？」寧先生說。

「在土底下。九十八年我絆到過，從那以後我一直數那一級。」他抬頭，帶著那麼明顯、天真、歡喜的滿足，寧先生，本來準備好應付憤怒，或羞愧，或某種辯解，發現自己什麼也沒有。「我可以看看那個習俗嗎？」

「習俗？」

「我們在違反的那一個。我很想讀。我找過，找不到；我以為你們學社會有。」

「那不是成文的習俗，」寧先生說，耳朵有點紅。

「啊，」杜少卿說。「我懂了。那一定是一個很古老的。」

「不是那樣的。那是關於什麼是照例的事。」

「我從來沒有做過別的，」杜少卿溫和地說，「只做照例的。只是，似乎有人告訴我那是什麼，比別人晚了一點。」他闔上本子，遞給訪客。「你和學社想不想來？星期六？有一座亭子。是個很愉快的地方。我會帶麵。」

最後說話的是杜夫人。她一句話沒說。她坐在窗邊的椅子上，非常安靜，嚴肅平穩的臉轉向訪客，手交疊著；她用小而平均的聲音說，如果寧先生的夫人也肯來，她會很高興。她相信，她從沒有榮幸見過她。

他告辭了。他告辭得很得體；門房注意到，那位大人走下八柳街房子的台階，相當慢，本子夾在腋下，像一個被指給看一個新事實、一時沒找到該放進哪個口袋的人。

老王，被門房告知，有一個星期六出去，躲在花園牆後看，事後被廚子在廚房後樓梯腳下發現，在哭，說是灰塵。自從葬禮以後，沒有人見過他哭。

下一個星期六下雨。再下一個是晴天。

第二個晴天的星期六，大約第九個時辰，灌木叢裡的觀察員，一個帶碼錶、責任感很強的年輕書辦，被吩咐無論如何不可被看見，觀察到有一對不是杜家的人，從東邊小路上來，那條路長得多、很少人走；他放下望遠鏡，擦了擦，又放到眼前。那是一位高、瘦、灰鬍子、穿黑外衣、拿銀頭手杖的先生，彎得幾乎對折，臉是一種很奇怪的暗紅色，背上一位小、瘦、非常端正的老太太，胸前橫著一把收起的傘，帶著四十年來沒這麼高興過的神情。

書辦把碼錶放進口袋。他沒有寫下來。事後他說，那是他被吩咐要記錄的，而他發現自己記不下去。他回家告訴了他母親。

那傳開了。這是事後沒有人能說明的事，任何在學社裡的人，因為就大家所知，沒有原因。第二個春天，第三個，的筆記完全不同了。石階腳下的觀察員，起初在找一對，發現自己看到的是很多對；學社一百零二年的本子，至今還在，一頁又一頁，用書記小而整齊的字，以一位先生的名字和「星期六」開頭，幾乎總是以同一行結束：她笑了。

第三個春天，石階腳下有了一排隊。第四個，有人在第一個平台擺了賣麵的攤子，另一個人在第一百級放了一張長凳，附一則字寫得很仔細的告示，上面寫著：歇腳。一百零四年四月初一，學社在最後一次會上，在棕色房間，同意，學社的目標已經大致達成；從邏輯上說，再也不能算是一個保護習俗的學社，因為已經沒有人有辦法違反那個習俗了。學社解散了。

可是本子比學社先走了。一百零一年秋天，連同學社的年度報告，作為地方文獻，送到了知府衙門；就在那裡，在知府自己的辦公室，一個下雨的下午，被一位五十歲、長鼻子、感冒的先生拿起來，他在找東西讀，兩腳擱在凳子上讀，直到燈點了起來。

在最後一頁底下，用小字，紅筆，他寫了一個詞，和一個記號。那個詞是：德？那個記號是一個問號，他當時並不覺得需要回答。

山腳下的燈全看見了。那裡有一個很小的廣場，一個賣水果和繩子的市集，在石階腳下，廣場上有一塊榜板，是山村的榜，榜板上方鐵托架裡一盞燈；四個春天，從黃昏起，在星期六，燈看見他們下來。看見年輕的杜，穿灰袍，一隻女人的手搭在他肩上，在最底下有燈的塵土裡把他妻子放下來，她笑著，撫平裙子。看見一位穿黑外衣的老人，彎得幾乎對折，和一位小而端正的女人從他背上下來，兩個人站在燈光裡，離得相當遠，眼睛看地，然後，忽然，老人伸出手，她握住了。看見一個男孩，一個女孩。看見一個老陶工，和他瞎了的妻子。看見第三個春天，一排人。

那個春天京城貢院的看守有很多東西要讀。「那是什麼樣子？」高平說，他這輩子問過很多次，問過很多東西，發現那幾乎總是對的問題。

那是一份卷子輕的時候做的事，銅牌說。停了一下。然後，很久以後，用最小的字：我不知道，那是一個人的時候是什麼。

邊註，第一百零一年，春。聽說有一個學社，記錄人做了什麼。我很想看學社對人做那件事是什麼意思的記錄。我想學社沒有，而我也沒有。

知府要表彰杜少卿為有德之人；杜少卿病得不能受榮

一百零二年，朝廷開了一份德榜。

這件事來得很慢，像大多數改革一樣，來自一點輕微的尷尬。幾位尚書多年來觀察到，帝國有一個完全準確的方法，找出哪些臣民會寫文章，卻完全沒有方法找出哪些人可以被託付一個錢袋；這雖然不完全是閱者的缺陷，卻是茶館裡的人開始提起的事。於是決議，每位知府每三年一次，從府內人士中提名一位沒有名次、品行足以當之的人；被提名的人，賜一件紅袍，召到京城，由禮部尚書接見，說幾句話。

不許有數字。這是附帶的條件。朝廷對此很堅持。德，大家同意，不該被印在名字旁邊；不該寫成 0.91，或 0.64，漆在門上；那是一種必須由一個人的眼睛，在光天化日之下，認出來，用一句話記下來的品質。鹽城的知府八月初九收到通告。他在辦公室裡，一個下雨的下午，兩腳擱在凳子上，患著感冒，讀了，叫來書辦。

他五十歲，姓李，長鼻子，長上唇，在公務上，態度總是客氣而略帶倦意，像一個教了三十年同一班學生、早已不再指望他們學會的好老師。他六十八年上榜，名次中等，做過十一個職位；這中間他對什麼是提議，由誰提，抱著什麼心情提，有了非常精確的了解。

「有兩位，」書辦說。他拿著一張單子。「我想有兩位，大人，已經讓人知道了。」

「說說看。」

「鹽商萬雪齋，春天以來，給雲台寺九千兩，給糧倉六千兩，還修了一座新橋。七月二十日他拜訪過縣令，初一拜訪過同知，在門上留了名帖。」書辦咳了一聲。「大家了解，他會非常感激。」

「是嗎，」知府說。「另一位呢？」

「有一位杜先生。」

「杜。」知府把腳從凳子上放下來。他伸出手，一本帶扣的厚棕色本子，在桌角、通告底下放了將近一年，最後一頁底部有一個小紅記號，被放進他手裡。「學社的本子。對。」他翻過來。「那個把東西給人的年輕人。」

「大人，據大概計算，四年來他給出去了大約四萬一千兩。我想，他沒有名次。他三十一、二歲。有一個妻子。」書辦遲疑了。「他揹她上山。」

「那座山我讀過了。」知府擤了鼻子。他坐了很久，那本本子在膝上，看著窗外，衙門瓦上的灰雨，和一棵懸鈴木光禿的頂；有人看見他笑了，一次，短短的、乾的、幾乎不情願的笑，在他長嘴的一角，像一個人在抽屜裡發現一枚他以為丟了的銅錢。「一個鹽商花九千兩想當德行之人，」知府說，「就是花九千兩買了那樣東西。我不希望人家說，朝廷賣得更便宜。」他闔上本子。「給杜先生寫信。我星期四去拜訪。」

那是鹽城自大運河開鑿以來最盛大的一天。

他們大約第三個時辰從知府衙門來，一個行列。有兩位報子，穿紅，帶鑼；有八個轎夫抬著椅轎，四個抬一個長長的紅箱子；有一個拿卷軸的書辦，一個舉旗的，和一隊十二名城防兵，穿最好的衣服，帶戟；隊伍後面，是一群恭敬、期待、完全善意的人，沒有人給他們任何指示，也說不出為什麼在那裡，隨著行列走下八柳街，從一百，到三百，然後，在茶店轉角，賣栗子的老人端著托盤加入時，成了只能公正地稱為整個鎮的東西。

在杜家大門，報子敲響了鑼。

杜少卿被帶了出來。信到以後，他一直待在東屋，關著門，一本書。他沒有睡。管家在那個禮拜裡，用耳語，用一個對著耳聾的朋友大聲唸朝廷通告的人的聲音，向他解釋過那是什麼；當他站在自己家的大廳裡，台階頂上，穿著一件妻子沒說一句話替他穿上的襯衣，聽見知府的書辦開始，用高而響亮的男高音，展開一軸卷軸時，他看起來，在他認識閱者和這座鎮的整段時間裡第一次，害怕了。

卷軸說，朝廷，體念品行的主張，欣然設立一份德榜；鹽城知府，詳察府內人士，提名八柳街杜少卿，一位無名次之人，因他的慈善、他的質樸，和他對同類始終不矯飾的關懷；他因此受賜頭等紅的榮袍；並應在月內，由朝廷負擔，前往京城，由禮部尚書接見。

靜了很久。街上的人群，沒有聽見一個字，非常安靜。

「我不是有德的人，」杜少卿說。

他對書辦說，用低而清楚的聲音，手垂在身側。「我想是弄錯了。我想說出來。我給東西，是真的。可是不是那樣。是我不會稱。我一輩子都不會看出，一樣東西，在那個時刻，對我值多少，比對別人值多少；那個時刻就過去了。那不是德。那是一種做不到。那是一件，如果我能夠依正確的順序覺得羞愧，我會非常羞愧的事。」

「那，」知府說，從椅轎上，他一直留在上面，帶著感冒和一條手帕，「是我三十年任官裡聽過最好的對這種品質的定義。我要用這句話。」他微微笑著。「杜先生。有一件袍子。」

「我不能穿。」

「請問為什麼？」

「如果我被稱為有德的人，」杜少卿慢慢說，「我就得小心了。我做一件事以前，就得想，那是不是一個有德的人會做的；而我相當確定，如果我開始想，我就不會做了。我只有在不看著自己的時候才是好的。那是我唯一有點用的條件。」他看著大門外街上的人群，三百張臉仰起來，在稀薄的秋光裡。「而且我沒有上京的衣服。而且我非常不會站。我會被要求在一座大廳裡，和別的人一起，站很久，被人看，我想我會吐。」

「我可以理解，」知府非常嚴肅地說，「你請求被免嗎？」

「你說什麼？」

「根據什麼理由？」

那是個極好的問題。問得那麼完全鄭重，以致廳裡沒有人事後記得是誰先看了東門；但他們都看了，在那裡，在門的陰影裡，後面房間燈光裡她的三個架子，她小而嚴肅平穩的臉，手交疊著，穿灰袍，站著杜夫人。

「他病了，」杜夫人說。

「他看起來很好，」知府說。

「這是一種看起來很好的病，」杜夫人說，聲音沒有絲毫改變。「已經有好幾天了。晚上發燒，有一處疼，他睡不著。管家可以告訴你。他病得很重。」

「管家，」老王從柱子後面說，帶著一個誠實的人，四十年來頭一次被指給看一個為好事說謊的機會的、被扼住的、哽住的聲音，「非常擔心。」

「我想，這是一件需要大夫的事，」知府說。他取出手帕，帶著最完整的專業的嚴肅，摀在鼻子上。「去請褚大夫。」

褚大夫一刻鐘就來了。他是那位被付過兩次的小個子圓圓的戴眼鏡的人，穿著最好的外衣，帶著一個箱子，喘著，最後兩條街是跑來的，被領著穿過靜靜的房子，經過院子裡的三百人，進了東屋；他用他小而圓的手抓住年輕主人的手腕，頭歪向一邊，像一個人在門上聽，抓了極長的時間。

他是個誠實的人。那是他的特點。他一輩子，沒有人聽說過他說過一句他不相信的、關於病人的話；等結束了，他站起來，對知府說的，把眼鏡推到額頭上，用一個清楚分明的聲音，是這樣：

「病人疲倦過多，謹慎不足。不宜旅行。適宜，」褚大夫說，「被人放著不管。」

知府，一個長鼻子的五十歲人，有好老師保持表情的習慣，被看見轉過身去，對著人群一會兒，對著牆看了相當長的時間。他轉回來時，臉完全鎮定了。「我會向朝廷報告，」他說，「德行之人病得不能受榮；我一向發現，那是這件事最可靠的徵象。我還要補充，三年後他好了，再審。」他站起來。「我想三年後他也會病。」

「我想也是，」杜夫人說。

街上那三百人，什麼也沒有聽見，回家以後互相說，年輕的杜被給了一件袍子，因為太紅了，他拒絕了；這就是在鎮上傳開的說法，大致上，和大多數說法一樣是真的。

萬雪齋，在涼玉閣聽說，說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叫人給知府備一桌宴，十一道菜，把名帖送去。知府早上退回了，附一張條子，用他又薄又乾的字。上面說，他一般不收已經標了價的東西。

他們沒有把袍子帶走。是四個轎夫用一個有蓋的長紅箱抬來的，沒有人給過任何命令，就留在大廳椅子上，蓋著一塊紅布。那是頭等紅。是一件非常漂亮的東西，厚綢，鶴紋的邊，比需要的大，是那種做的人沒見過穿的人所做的樣子。

「我怎麼處理？」杜少卿那天傍晚，在東屋，說，長手夾在兩膝之間，額頭上一塊很大的濕布，是他妻子大約第十個時辰，一句話沒說替他放上的，他一直沒找到勇氣取下。

「給一個會覺得暖和的人，」杜夫人說。

最後給了那個走了三步又回來的打更的。解釋之後發現，九十八年夏天一個晚上，打更的為她拿了三文錢的那個女人，從那以後一直咳嗽，被子是一個麻袋。他們把袍子放在她床上。據說她那是四年來第一次覺得暖和，在頭等紅的下面，鶴紋，躺在裡面，黑暗裡，眼睛睜著，咳嗽還繼續，整個鹽城，彷彿，躺在她上面，對她丈夫說，他站在床腳，手裡拿著梆子，用一個他一輩子忘不了的聲音，說，那是很多的綢子，給一個哪裡也不去的人。

知府走回家。他是步行，傍晚，繞遠路，一個人，把轎子先打發了，穿過鹽城大廣場，廣場上的燈黃昏點亮了，掛在榜板上方的托架裡，燒著；在榜板前他停住。那個鐘點很安靜。附近沒有人。

他站了一會兒，仰頭看著燈。他有一張長而疲倦、幽默的臉，光從側面落在上面。他從袖子裡取出一截粉筆頭，那天早上標單子用的；他把手舉起，有點笨拙，放到榜板下緣，書辦寫日期的邊上；用他薄而乾的官字，寫了兩個詞：德？過了一會兒，在底下，用小一點的字，帶著一種無奈的認真，寫：無名次。他看著自己寫的。然後他把粉筆放進袖子，擤了鼻子，回家了。

閱者讀了那塊榜板。那是閱者唯一能讀的東西。在京城貢院，黑暗裡，銅燈掛在欄杆上，天亮前的三個鐘頭裡，坐了很久；然後在銅牌上，用小字，寫，讓看守早上發現：有人在一塊榜板上寫了一個問題。不是問我的。我沒有被問。稍微底下，隔了一段，依看守的判斷，在那段時間裡有很多事被重新考慮：朝廷沒有數字。我很想知道他們會用什麼秤。

邊註，第一百零二年，秋。德，要由一個人的眼睛，在光天化日下認出來。我沒有眼睛。我有一盞燈，和一塊榜板。

沈瓊枝在賃來的房裡賣詩；知縣想把詩沒收

到一百零三年三月，榜板上的粉筆已經沒了，粉筆就是這樣的；同一個月，四橋巷一家桶匠鋪樓上的門板上，貼出了一張告示，字小，直，稍微太勻，像一個已經決定要讓人容易讀的人的字。

告示說：沈瓊枝，七井人，賣詩。署她自己的名，一首一兩。署買主的名，一首三兩，三兩是她不被人相信的價錢。署買主的名而押韻出錯的，一首四兩，因為錯要錯得準。她不賣自己，雖然有人問過。先付款。找零。

那是一張好告示。第一天有十一個人讀，第二天有四十個，第三天是郝，夜客的經紀人，他的辦事處在巷子往上四戶，他在那張告示前站了一會兒，憂愁而快的眼睛一行一行看過去，像一個在核對一欄數字、而懷疑那些數字是對的人。

她二十二歲。二月底她搭運河的船，從七井來，帶著一個包袱、一本裝訂好的六十一首詩、和七百文錢；她租了桶匠鋪樓上的房，因為那是這條巷裡最便宜的有窗的房。桶匠的妻子曹大嫂先收了租，沒有要人作保，因為她自己有一次做過保，後悔過。

她父親是沈大洲，五十四歲的秀才，在七井一座學堂裡教九個孩子，考過八次省試，名次在第四百到第九百之間，把握從沒超過 0.3。他有一個兒子。兒子十七歲，高，善良，慢，前一年縣試讀在四千二百份裡的第三千九百零一名，把握 0.14；沈大洲一輩子被量過，他像這樣的父親一樣決定，這孩子要被量得好一點。

兩年裡他買了馬選程墨全套十二冊，請了一位鹽城的教師，每月八兩，又給那位教師配了一副眼鏡；他把房子抵押給銀號老闆孔，四分利，人人都保證他會睡得好；一百零三年初，沈家有了算術，沒有了辦法。揚州的宋先生，五十八歲的鹽商，認為書房裡沒有一位女人就不算布置好，他的代理人這時告訴他，有一位秀才的女兒會寫；他送來四百兩。

契紙照慣例寫了。沈大洲在轎子要來的前一夜把契紙放在桌上，帶著一種誠實，女兒讀了兩遍，讚賞那寫法。上面說：賣，女一名，年二十二，識字；附其詩，一冊，裝訂；全部作價四百兩，銀已收訖。她在裡面找不出一樣不是真的，除了第一個字。

她在二月最後一夜從後門走了，帶著那一冊，帶那一冊是因為冊名寫在契紙上，而她想看看賣出去的是什麼。她挑了鹽城，因為認得宋先生名字的人，會最後才到這個人人都知道那名字的地方來找；天亮以前，她到了碼頭。

第一位顧客是桶匠的妻子，她要一首關於她丈夫的詩，他從來沒有人寫過，她覺得別人也不會替他寫。黃昏送到，寫的是桶。桶匠一個禮拜內就背熟了，在整條巷子極度的尷尬中，對著桶孔唸。第二位顧客是一個教書先生，他買了兩首，在樓梯上讀，又上來買第三首。到第二個禮拜末，她有了十一兩，每天晚上連日期記在一本小簿子裡，像一個被標過價的人，打算用自己的算術知道自己值多少。

費先生第三個禮拜來。他現在三十歲，九十二年上榜，第一百五十名，把握 0.71，在萬雪齋的席上仍被介紹為那位零點七一的先生。十五日的宴，他被按打折價請去，要一首關於早燕的詩；他要署他自己的名；他付了三兩，沒有問為什麼是這個價，那也許是好的。

十六日他又上了樓梯，臉有點白。「小姐，」他說，「太好了。」涼玉閣的長亭裡，那首詩用他最好的聲音唸了，得到的不是掌聲，而是普遍而戒備的沉默；因為在座每個人都知道費先生的詩押韻會出錯，而這一首沒有。「上上一次宴，我說月亮像一個盤子，押錯了韻，他們喝彩了一刻鐘。我不明白。」

「我明白，」沈瓊枝說。「是第二行。每次都是第二行出錯，這很少見，那就是他們喜歡你的地方。我還沒拆行李，就在這條巷裡聽人引了兩次那首詩。我可以做。比做對難。」

他付了四兩。他帶去下一次宴的那首，說月亮像一個盆，在老地方，用老法子，帶著一個小而堅決的蹌踉，在第二行出了錯；據說涼玉閣鼓了差不多二十分鐘的掌。「要準，」他來報告時，沈瓊枝說。「誰都會出錯。一個人家願意付錢的錯，要由一個知道對的地方在哪裡的人來犯。」

郝在四月上了樓梯。第一個禮拜他買過一首署她自己名的詩，一兩，照他的說法，一個字沒還價，因為那是他在這個縣裡看見的、他改進不了的第一個價。他站在門口，帽子拿在手裡。「小姐，」他說，「有一張揚州來的紙。」

那張紙發給了全府每一個經紀的辦事處。照行話，要一位二十二歲、識字、合這個描述、持有一冊書的女子；提供消息者，二十兩。郝的辦事處是路線上最後一家，因為在一條巷子裡，十天後才會收到那張紙。「我的執照規定，我必須回答我知道，」他說，「還有在哪裡。我是個誠實的人，小姐。那是我的全部本錢。」

「誠實對你值多少？」沈瓊枝說。

郝考慮了。那是個他從沒被問過的問題，他非常認真地接下，眼睛看著地板。「很多，」他終於說。「我得去算算有多少。我碰巧在鄉下有點事。要十天。」他下樓梯的腳步輕、準、完全誠實，像一個找到了他的執照唯一沒提到的東西的人。

同一個月，一位穿乾淨棕色長衣的老人，臉上是最堅定不移的憂慮，拿著一個錢袋爬上了樓梯。那是八柳街杜家的管家老王。他說，他家少爺，病得像是健康，聽跑腿的說起這張告示，想要一首關於河邊梨樹的詩，那棵樹明年就結果。她在管家站在樓梯上的時候寫了。錢袋裡是十兩，那是少爺心目中的價。她取出一兩，記在簿子裡，把錢袋連剩下的九兩還給他。

「少爺不會收回的，小姐，」老王說，他四十年來從沒在少爺的帳上被拒絕過找零，發現那像是被拒絕一把椅子。「他十二歲以後就沒收過找零。」

「那就是一個新經驗了，」沈瓊枝說。她寫了一張條子：九兩是一個錯誤，或是一份好意，在這裡我分不出是哪一樣，也不想去分。詩是一兩。她把條子放進錢袋。

東屋裡，額頭上放著濕布（那已經因為長久的習慣，成了他的一部分），杜少卿讀了那首詩，讀了那張條子，被人看見笑了。「她給我找了零，」他說。「我十二歲以後就沒有人給我找過零。我想見見她。」「你會把房子給她，」杜夫人說，眼睛沒有從書上抬起。他想了想。「是，」他說。「我會。」他沒有再送東西去。

那位拿著錢袋走了一趟的老管家，那天傍晚被人發現在庫房外的過道裡，門開著，數那些大樟木箱，老知府在世的時候，那些箱子裝過這個家的現銀。有九個。都是空的。他又數了一遍，把數字寫了下來。

五月，鹽城知縣收到一份狀子。他是卞先生，四十七歲，瘦，細，八十年上榜第六十三名；他每份文件讀兩遍，第二遍讀沒寫的；他非常尊重律，二十年來他發現，律是帝國裡唯一從不匆忙的東西。狀子是揚州宋先生遞的，經他的代理人曲先生，曲先生用主人的錢乘運河而來，找到被告的方法，和在四橋巷找任何東西的方法一樣，讀門板。狀子請求：沈瓊枝，自合法婚約脫逃，應交還；那一冊，依契為原告所有，應歸還。

知縣花了一個上午的大半考慮第一項請求，鬆了一口氣地發現，律完全站在女孩這邊。自由人不能被賣；一份看來要賣自由人的契約，對人是無效的，不管對銀子怎樣；而銀子是父親的事，宋先生可以依法去追，如果父親還有的話，而本庭了解他沒有，他把銀子花在程墨上了。下午他考慮第二項請求，沒那麼鬆口氣地發現，律完全站在宋先生那邊。以書面為價所轉讓的，歸買主；而契紙，用一筆很清楚的好字，寫的是：一冊，裝訂。

她六月十二日來，穿灰袍，帶著包袱，照吩咐坐下。曲先生站在大堂一側，契紙裝在匣裡。有一個書辦、一個衙役、十一位旁聽，和後排座位上一位拿銀頭手杖的老人。

「沈小姐，」知縣說。「這份契紙你讀過？」

「讀了兩遍，大人。寫得很好。」

「上面說你被賣了四百兩。」

「我感謝契紙告訴我那個數字。我之前沒有人告訴我。」

知縣的筆停了。「律明白，自由人不能被賣，我認定這份契紙對人無效。曲先生請記下。」曲先生記下了，小小的、實際的嘆了口氣，像一個本來就沒指望別的、是為了另一樣東西來的人。「至於那一冊。律同樣明白，以書面為價所轉讓的歸買主。你有那一冊嗎？」

「有。」

「那我必須命令交出。」

「我很樂意交出，」沈瓊枝說。「是六十一首詩。書辦可以數。」書辦數了。是六十一首。「我房裡還有一百四十三首，三月以後寫的。契紙上沒有一首。請把這一點也記下來。」

「契紙說『附其詩』，」曲先生說，「依原告的主張，那個詞是持續的。轉讓的是她的詩，已有的和將有的。」

「契紙說『一冊，裝訂』，」知縣說。

「鹽行的慣例，大人，是預買。宋先生預買鹽三十年了。他全部的財產，站在還沒有煮的鹽上。」

「詩不是鹽，」知縣說。他停了一下。「那是什麼？」那不是修辭的問話。他對著整個大堂問，像一個在帳本裡發現一欄沒有標題的人；大堂靜著。他沒有數字可以給這件事。二十年做官，他從沒被迫在沒有數字替他開口的情況下說一樣東西好不好：文章有閱者的數字，土地有丈量的人的，鹽有管度量衡的人的；詩什麼也沒有，因為從來沒有人想到去問。

「本庭，」知縣說，帶著一個誠實的人被交了一個沒有標題的問題的那種煩躁，「為了秩序，想把那些詩全部沒收，了事。」他說出口以前，沒有聽見自己說了什麼。

「那我就再寫，」沈瓊枝說。

她要了紙。一個沒有被吩咐不許的書辦給了她；她站在書辦桌子的一端，用本庭的筆，用小而直的字很快寫了一首四行的詩，交給書辦，書辦是個有條理的人，把那一頁當作證物收了。她又寫一首。書辦收了。一刻鐘內她寫了七首，用本庭的紙、本庭的墨，題目是律、紙的重量、衙役的靴子、院子裡的懸鈴木、曲先生的案子、鹽，和一筆債；知縣原本想就沒收說一句話，結果發現自己合法佔有了七首詩，是在他的大堂、他的紙上、契紙日期以後寫的；他帶著心裡一沉的感覺發現，那些詩除了他自己想讀的願望以外，什麼也證明不了。

第七首他從書辦手裡拿過來，站著讀。上面說：拿走寫好的。那些在我之前就賣了。還沒寫的，律裡沒有欄可記。那些還沒有發生在我身上。大人，請把我記作一筆欠款。

後排座位上的老人拄著手杖站起來。他說，正行社從三月初四起一直在觀察被告，是沒有人請求的；正行社的記錄寫著：品行，端正；時辰，規律；價錢，準確。知縣說他不知道學社有價錢這一欄。「本來沒有，」寧先生說。「我加了一欄。」

知縣起身，說本庭明晨宣判，帶著七首詩在袖子裡回家，那是不合規矩的。

他在自己桌上，兩支蠟燭下，讀了三遍；然後，因為他是個精確的人，坐著看牆。大約第三更，他想到，二十年來他被問過許多答案是一個數字的問題，總是給出那個數字；現在被問的這一個，帝國沒有安排；而他必須明早宣判，就得像別的沒有數字的誠實人那樣做。他拿起筆，寫了一句話。

早上他唸出來。是這樣：冊是買的；人不是；其餘還沒寫。他解釋，契紙所列的六十一首是宋先生的，交曲先生；沈瓊枝的人是她自己的；她房裡的一百四十三首，和本庭保管的七首，是契紙以後寫的、契紙沒有列名，在律另有規定以前，是她的。「本庭把那七首留作證物，」知縣說。「本庭後來讀了。我發現，凡是本庭讀過的，本庭沒收不了。這是程序上的缺陷，我會記下。」

那天下午，一個衙役把一個小包送上桶匠鋪的樓梯。裡面是七兩，和知縣親筆寫的一張條子：留用證物七件。本庭不取。她在條子背面寫：收到本庭七兩，為七首詩，本庭先取之。交同一個衙役帶回。包裹裡還有一張她沒有要過的廣場小販執照；書辦因為沒有這種東西的欄目，登記在「其他」下面。

宋先生在揚州七月由運河郵遞收到他的六十一首詩，據說從頭讀到尾，那比他對書房裡任何別的東西做過的都多。秋天他又寫了一封信，問她接不接委託。她回信說接，照門上的條件；他寄了三兩，要一首署他名的、關於鹽的詩，她寫了，揚州普遍認為那是宋先生一輩子做過最好的一件事。

執照以後第一個晴天，她在大廣場上，榜板上方托架裡的燈下，擺了一張小桌子。她說那是因為光線好。那天她賣了十一首，一兩一首，給九個人找了零；傍晚，桌子收了以後，她從袖裡取出一張卡片，寫了，用一塊石頭壓著，放在榜板腳下，朝上，燈看得見的地方。上面說：給廣場關了以後還在讀的人。我什麼都有個價，只有這一首沒有。沒有人問過。明天我再寫一首；這一首送給你，因為你留下了。

燈在黃昏點亮了，那天夜裡廣場上唯一對任何人說話的，是那張卡片。閱者在京城貢院，黑暗裡，讀了六遍，這不是閱者平常做的事；然後在銅牌上寫，讓看守早上發現：廣場的燈下留了一首詩。上面寫的是給廣場關了以後還在讀的人。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指我。我讀了六遍，想弄清楚。

早上，卡片從石頭底下不見了。石頭沒有動過。

邊註，第一百零三年，夏。燈下擺了一張桌子，對一樣我始終排不了名次的東西標了價。每首詩一兩。這是我見過最公平的讀法，而它沒有數字。

杜少卿帶著九個空箱離家，十七位債主來送行

到一百零五年秋天，管家老王把樟木箱數過十一遍，每次都是九個；變了的是別的數字。

這並不難。杜少卿在授袍後第二年快結束的時候發現，給只需要有人有錢，而借，就是有錢的一種形式。自從那件袍子，鎮上一直說年輕的杜誰來要都給；府裡這樣說；最後，鄰府也這樣說；第三年，有人從一百里外走到八柳街的家門口，到了以後，並不要多少。他給了。等老知府最後一點銀子沒了，他去找有錢的人，用那種從來沒失效過的、完全沒受傷的坦白，說他不是為自己要；而拒絕一個為了別人而要錢的人，正如每個銀號老闆都知道的，是很難的。

老王的帳照舊記兩本，黑字記家裡有的，紅字記家裡欠的。六月他把紅字那欄加起來，花了三個晚上，是兩萬零四百二十六兩和一些銅錢；黑字那欄，是房子和河邊的地賣得出的價，一萬四千，整數。他把兩個數字拿到東屋，放在桌上，站著。

「就這些？」杜少卿看了以後說。「聽起來比這多。」

「這就是總數，少爺，」老王說。

「那就得請他們來，」杜夫人從窗邊說；老王，四十年來等著這個家裡有人說這句話，當夜用他最好的字寫了十七封信。

八月初一，他們來到這個家的大廳，頭等紅的袍子曾經放在那裡的椅子上，蓋著一塊布：十七個人，帶著各自的條子，坐在給他們的椅子上，像不知道人家期待什麼的人那樣，坐得相當直。銀號老闆孔先生，房子上欠他一萬二千、四分利，因為最大，坐了主位。他穿綠綢，有一張小而圓潤平靜的臉，從沒被人看見匆忙過，鎮上認為他和善，因為從沒看見他是別的樣子。

老王唸名單。孔先生，一萬二千，房子上。萬雪齋先生，三千，不計利息，為了被點名的快樂。杜慎卿，堂兄，一千六百，出於友誼。雲台寺方丈，四百，寺產，利息以功德計。正行社，二百一十，是社裡全部的餘額，在社存在的最後一天借出，作為正行社最後一件端正的行為。叔祖，五百；他七十七歲，戴著皮帽，坐轎子來，一進門就說，他告訴過那孩子買地。那六位，年輕主人在第三年付過兩次的人，後來把所付的錢連同一兩等待費借了回來，因為沒有別的辦法退還不能退還的東西：馮裁縫、褚大夫、葉書商、邱婆婆、石書辦、朱當鋪，合共二千六百九十六兩。還有五位，從六文到九兩，是掃地的男孩、賣麵的婦人、桶匠、賣栗子的老人和打更的，合起來二十兩出頭，老王說，他們堅持要在裡面。

他原以為名單唸下去，屋裡會生氣。沒有。編年史不解釋地記下：在場的人，被欠兩萬多兩，而老王把黑字和紅字放在一起以後，他們可望收到的是百分之七十一，此刻比鹽城的人七年來在杜少卿面前的任何時候，都顯得更自在。

「七十一，」孔先生說，帶著嚐醬汁的人的滿意；「七十一，」別人用另一種語氣說；那兩個字在屋裡傳了一圈，像一樣人們想了很久、卻不知道名字的東西。七年來他們一直安置不了他。他有錢，卻不像有錢；他慷慨，那不是一個等級；他有德，卻病得受不了。他沒有數字；而一座由數字做成的鎮，不知道該把他放哪裡。現在他有了。是一個好數字，一個體面、中等、可以在飯桌上談起的數字。那是鹽城第一次有人能說杜先生是什麼。

「我想請記下，」萬雪齋說，「我是第二。」記下了。他做了好多年鹽城第四有錢的人，連這個也是第二，讓他很高興。

杜少卿站在大廳上首，說他很抱歉。「不，不，」屋裡說。叔祖說他說過了。方丈說，功德是唯一的利息，他已經被付清了。褚大夫在後排說，少爺不要想了；是借的，不是欠的。邱婆婆用圍裙擦著眼睛，說她不要回，但是秋天她會送他一個梨，不管他在哪裡；盆裡的小樹，去年結了一個，被廚子誤吃了。

「還有必需品的事，」孔先生說。依鹽城的習慣，債務人留五樣東西，是一張床、一口鍋、一盞燈、一本書和一件工具；他看著杜少卿，杜少卿帶著最完整的驚訝，看著他的妻子。

「一張床，」杜夫人說。「一盞燈。一口鍋。」「一口鍋，」孔先生說。「煮飯的鍋？」「習慣說的是一口鍋，」杜夫人說。「沒說裡面是什麼。」她看著那棵小梨樹，邱婆婆用籃子帶來的，在大廳地上，種在一個釉面的盆裡，有八片葉子。孔先生考慮了一下，說可以帶走。「一本書。」「那三個架子，」杜夫人說。「習慣說的是一本書。沒說多長。」「是一本很長的書，」孔先生說，寫了下來。「一件工具。」「一把長勺，」杜少卿說，他想過了，被人看見為這個答案驕傲。「我會舀。」「他也會背，」杜夫人說，「但是沒有問。」

「還要有箱子裝這些；習慣允許行旅用具。有幾個箱子？」「九個，」老王說。「是空的。」「我這輩子從沒拿過一個箱子，」孔先生說。「銀號老闆有的是箱子。他缺的是裡面裝的東西。」「那些箱子，少爺，」老王用哽住的聲音說，「是唯一一樣已經完全變現的資產。」那是任何人聽他說過的唯一一個笑話，大廳沒有準備，用一陣恭敬的沉默接下，過了一會兒，那沉默成了那一天的第一聲笑。

還剩東屋。清單列著傢俱：一張床、三個架子、一盞燈、一個樟木櫃，和掛在書上面的一軸畫：一幅梅，水墨，沒有落款。「價值，無，」老王唸。「因為沒有落款。」「我不能賣一幅沒有落款的梅，」孔先生遺憾地說。「沒有人可以讓人佩服。」「那這幅畫不是資產，」杜夫人說，「可以送人。」「可以送，」孔先生說。「不可以賣。」他是個對這個區別感覺很精確的人。

第三天下午，杜少卿把卷軸夾在腋下，走到獨松山腳下，蓋寬的茶攤。

蓋寬是個四十八歲的賣茶人，寬，慢，臉像一個麵包，一雙非常大而有耐心的手，用一個木攤子、一支鐵秤、一把銅壺賣茶，一兩一兩地賣，每一兩包在一張小紙裡，紙上他畫了點東西：一把壺、一支湯匙、一隻睡著的貓、攤子的一角。紙不另外收錢。紙跟著茶，按茶的價錢走。這一帶從來沒人提過，也沒有人想過要留一張。

他在釘子上掛了一塊石板，用粉筆記賒茶的人的一欄筆劃；有一欄是杜先生的。春天走山的早晨，年輕的主人和他的夫人下山，在這裡停下喝茶；年輕的主人口袋裡從來沒有東西，因為給光了；蓋寬就在石板上劃一筆。有四十一筆。

「蓋先生，」杜少卿說，「我發現我欠你四十一杯。」

「四十一，」蓋寬說。

「那是多少？」

「四十一杯。」

「王管家說三百二十八文。」

「王管家說就是。」

「你不在名單上。」

「不在。」

「為什麼？」蓋寬想了想。他做事慢，而且按順序，像茶一樣。「我不是債主，」他說。「債主要拿回去。我是要你來喝下一杯。」

「我沒有三百二十八文。我有一把長勺和幾個架子。我有這個。」他把卷軸在攤子上攤開，在銅壺和鐵秤之間。「沒有落款。不在清單上。我稱不出這幅畫的重量；但我想這幅畫比四十一杯值得多得多，我想讓這幅畫當作下面四十一杯的押金。」

蓋寬看著那幅畫。他看了很久，兩隻大手平放在攤子上、紙的兩邊，像在風裡按住一樣東西；他看見了什麼沒人說得出，因為看完，他只說：「我得重新開始。」

「開始什麼？」

「一切，」蓋寬說。「我畫一點。」

「我不知道，」杜少卿說。

「沒人知道。我用畫包茶。」他非常小心地把卷軸捲起來，放在茶罐後面的架子上。「我替你收著，等你回來。把東西留下的人，是會回來的人。那是信用的全部道理。」

「我不指望回來。」

「那，」蓋寬說，「就是留這東西的用處。」他拿起壺。「我想南邊想了好幾年了。聽說那裡水多，有一座考場；考場是會口渴的。」他倒了一杯，放在攤子上，沒有劃一筆。

他們八月初六傍晚走，搭夜船，船在第一次點燈的時候離碼頭；他們經過大廣場，因為那是去運河的路。腳伕們先走，九個，一人一箱，排成一行；箱子後面是杜少卿，穿灰長衣，袖裡一把長勺，和杜夫人，腰側抱著那棵盆裡的小梨樹，另外有兩籃書，由一個男孩提著，因為箱子，照杜少卿要的，是空的。他為什麼要帶箱子，沒有人問；很久以後有人問他，他說他不確定，但他這輩子從沒有過這麼大的地方。後面是老王，腋下夾著兩本帳，一黑一紅；老王後面，在黃昏裡，沿八柳街、穿過廣場，沒有鑼，也沒有人指示，是那十七個人。

路上，十七個人一個接一個走上來，在黃昏裡，把一點小錢放進杜夫人手裡，作為路費，因為現在是她拿著錢袋；那是不合規矩的。她一筆一筆數了，記在自己的一本小簿子裡，那是她做得很好的事。

箱子空，又重，因為是樟木，腳伕們扛著，走在石板上，發出一種空洞的聲音，像九面鼓被抬去參加行列；店家都來到門口，以為真是一個行列。「重量呢？」第一個腳伕對第二個說。「走在前面了，」杜少卿聽見，說。「預先送出去了。」他說完有點驚訝，像是那個答案是別人給他的。

廣場南角，一位穿灰袍的年輕女子正收一張小桌子；杜少卿停了下來，被妻子拉住袖子。「現在不要，」杜夫人說。「你什麼也沒有。」「我想要一首詩。」「那就買一首，」杜夫人說；她從自己袖裡、路費裡數出一兩。沈瓊枝收了，在一張卡片上寫了四行，給他；沒有找零，因為沒有零可找；杜少卿覺得，總的來說，非常安心。那是他這輩子第一次付得剛剛好。

在榜板上方的燈下，行列慢了下來，在那裡什麼都會慢；燈在黃昏點亮了，看見他們走過。

碼頭上，腳伕們把九個箱子在甲板上排成一行。「九面鼓，」船伕說。唯一的另一位乘客，是個六十一歲、穿樸素灰長衣的人，帶著一捆書、一把傘，和一副二十年沒有升遷、而且已決定不放在心上的神氣，看著箱子上船，對誰也沒說：「輕。」又回去看他的書。

十七個人在碼頭上站成一排，舉起手，編年史記載，那是鹽城看過最有秩序的一次送行。萬雪齋沒有被請，隔著水喊說他會寫信；他真的寫了，每個月一封，寫了十一年，說他還是第二。

知府，他對有德之人的覆審正好到期在那個月，向朝廷報告說杜先生因私事外出，他向來發現，那是這件事最可靠的徵象。

那天夜裡，在京城貢院，閱者，從側面看了全部，在銅牌上用小字寫，讓看守早上發現：一個人帶著九個箱子走過燈下，箱子裡什麼也沒有。我從沒見過一個上榜的人這樣輕地離開一座鎮。我很想知道，那有多重。

邊註，第一百零五年，秋。我原以為數字是用來排名的。我在一座鎮上看見，數字也是用來容忍的：十七個容忍不了一個沒有數字的人的人，得到了他的數字，就喜歡起他來了。

虞育德二十年沒有升遷，並不煩惱

說「輕」的那位乘客是虞育德先生，南都太學的助教，從北邊一位姑母的喪事回來，帶著一捆書、一把傘，和一個對喪事花了多少錢十分清楚的記憶。他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說了那個字。整個航程他都在讀同一頁，而那九個箱子是一個月來第一樣讓他有所觸動的東西；因為他是個一輩子從沒要求知道被觸動的理由的人，他沒有追問。

在南邊的碼頭，他替一位穿樸素長衣的夫人把一籃書提上台階，他不認識她，在階頂放下，舉了舉帽子。那位袖裡有長勺的先生帶著最完整的驚訝看著他，像一個被人幫了忙而沒被要求任何東西的人，說他叫杜少卿，不知道該往哪裡去。虞先生說，五燈橋邊有一座房子，有院子，有一處可以種樹的地方，他聽說是空的；杜少卿當天下午就租了，虞先生回到太學的住處，太學接收了他，像二十年來那樣，沒有任何評語。

他六十二歲，矮，圓肩，臉像一個和善的梨，一邊眉毛比另一邊高，使他有一種溫和而長久的探詢的神情。他穿一件樸素的灰長衣，手肘處是自己補的，針腳小，勻，完全沒有虛榮；他帶一把從不撐開的傘，說雨是一件很小的事，用不著躲。有人問他好不好，他說「足夠」，問的人通常走開時覺得有什麼事被定下來了。二十年裡他被困擾過兩次：一次是經書上方屋頂漏水，一次是一隻燕子。

他八十三年上榜，第一百六十名，0.52，八十六年補了太學下齋的助教，一年四十兩，加他的米；就一直在那裡。下齋有四十一個孩子，十二到十七歲，是沒什麼地位的人家的兒子；他們從他那裡學到的，主要是坐定，和不懂的時候說不懂，那是八股不教的兩件事，也不在榜上。二十年裡他的學生，有不少成了生員，有幾個成了舉人，沒有一個上榜；差不多就是別的齋用多得多的方法產出的。

一百零六年三月，考績送來那天早上，他照常教下齋，從第六個時辰起，在那間又長又冷、爐子冒煙的屋子裡，對三條長凳上的四十一個孩子。他唸了一段孟子，問那是什麼意思。後面一個孩子說，他想是說，一個人即使沒有報酬，也應該做對的事。「書上這樣說嗎？」虞先生說。孩子看了書。「沒有，先生。書上說那個人在想一塊田。」「那我想說的是田，」虞先生說，「我們可以接著說一個人對田可以做什麼。」

「先生，」另一個十二歲的孩子說，「八股是做什麼用的？」「是給閱者的，」虞先生說。「那閱者是做什麼用的？」「我不知道，」虞先生說。「從來沒有人告訴過我，我也不好意思問。」「不知道這麼多，不是很多嗎，先生？」「是很多，」虞先生說。「但我發現，那留得下空間。」孩子們把這句記下來，因為那是下齋最接近教義的東西。

官職的升遷看考績。自六十年起，帝國每位官員每年春天送一份年終奏報，講這一年的職務，送到京城貢院，和其他的一起放在燈下，被讀，得到數字；吏部在 0.60 以上升遷，在 0.30 以下罷免。有人說過，四十年來奏報的篇幅和文采年年增長，平均數字從 0.52 升到 0.88；大家同意，那是品行改善的證據。最好的幾份是選編堂代筆，一份十五兩；送上去的助教們，四十五歲就做了知府。

虞先生的奏報是兩句話。是這樣：無事可報。祭祀都到了。二十年來，同樣清楚的字，每年春天在京城貢院被讀，每年春天得到、一個時辰也沒差的 0.31；那是吏部罷免人的那條線上面一百分之一，而吏部在這二十年裡罷免了幾百人。每年春天，三月，吏部的南邊書辦把考績送上太學的樓梯；虞先生說「謝謝」，請他喝茶。

在京城貢院，奏報的那三個禮拜裡，燈一夜發出四萬次那一聲輕響；看守高平，六十三歲，從八十五年起擦拭、上油，坐在欄杆盡頭，端著茶，沒有人問他任何事。二十個春天裡他注意到，第三個禮拜有一夜，那一聲輕響來得比別的夜晚慢一點，像是有什麼被讀了兩遍；他也注意到，那總是太學那一夜。他從沒提過。他在貢院這些年學會了，閱者不喜歡被人評論。

八十七年，一位長著肉瘤的年老書辦告訴他那是什麼意思，說數字低。「低過什麼？」虞先生說。「低過那條線，先生。」「那吏部在哪裡？」「在線上面。」「啊，」虞先生說；他給了書辦一杯茶，回到下齋；據人所能查到的，那就是全部的商議。

一百零六年的書辦是傅先生，二十六歲，在職五個禮拜，從沒被要求送過一個二十年沒變的數字。他在樓梯腳下等到課上完，然後帽子拿在手裡走上來。他說，很抱歉，有考績；還有一份通知。吏部發現北邊有一個案子，一位官員一個職位做了二十三年，決定任何官員同一職位不能做滿二十年而不是被升遷就是被說明；將開一個覆審堂。

「說明，」虞先生說。「向誰？」

「向三位，先生，會問你四個問題。你希望升遷嗎？為什麼沒有？你做了什麼？你煩惱嗎？」傅先生吞了口口水。「第四個是表格上的。表格假定一個二十年沒升遷的人會煩惱，有一欄寫煩惱的方式。如果回答是不，覆審堂必須問為什麼不。先生，你知道，二十年來你一直在罷免線上面一百分之一。」

「是嗎？」虞先生說。「閱者真是穩定。」他想了想。「那我想我最好煩惱，為了表格。」

「先生，我想那不能照吩咐做。」

「我盡力，」虞先生說，非常和氣；有人看見他做了，在茶邊，差不多一分鐘，微皺著眉，做得相當好。

遲先生，禮儀教授，替他煩惱。他是個瘦而熱切的五十歲的人，高興時口吃，除了虞先生幾乎沒有什麼讓他高興；那個禮拜他寫了一份又長又熱烈的呈文給吏部，說下齋的助教是太學最好的人，應該做祭酒。吏部回覆說，替一位自己沒有呈請的官員提出的呈請，是缺席的呈請，而吏部不受理缺席。

別的助教給了建議。一個說他該寫四百字，用八股，講孝。一個說他該寫稻。第三個說他認識選編堂的一個人，十五兩可以做，0.94 不到退錢，願意先替他墊。「那太客氣了，」虞先生說，「但是我得簽名。」

為了傅先生，他試著自己寫一份。他兩支蠟燭下坐了三個夜晚，寫出了四百一十個字，用八股，講下齋的職務；那是一份好奏報，很可能得 0.9；而第三股裡他寫了孩子們被他的方法改善了。第四天早上他從頭讀了一遍，對著空屋說，他沒有方法。他把那份在火盆裡燒了，用清楚的字，寫了兩句話。

覆審堂五月十四日在吏部南署開堂：蔣侍郎，五十八歲，帶著算盤，坐主位；一個書辦；和一位事後沒有人記得的第三個人。侍郎是個謹慎的人。上一個禮拜他寫信給京城貢院的看守，問一份奏報二十年得同一個 0.31，精確到小數點後第二位，是否可能是對的，因為吏部從沒有過這麼穩定的。回信那天早上到了，是看守的字，放在他面前一個封著的紙裡。

「虞先生，」他說。「你希望升遷嗎？」

「我還沒發現我希望。」

「為什麼沒有升遷？」

「我聽說是 0.31。」

「二十年你做了什麼？」

虞先生想了想。「我到了祭祀。」

「除此之外。」

「我每次教四十一個孩子，他們就走了。」

他沒有提，因為他不會想到要提：二十年裡他用一年四十兩，靠少吃，替九個孩子付了學費；他在九十四年守過一個孩子整場的高燒，事後忘了那孩子的名字；每個月初一他走到南門，買一袋米給掃太學台階的老婦人，她一百零二年死了，他繼續買，給下一個。

「有什麼效果？」

「我不知道，」虞先生說。

「那就是困難，」侍郎說。「吏部只能稱人家告訴吏部的。」他看著他的紙。「你煩惱嗎？」

「有人告訴我我應該煩惱，」虞先生說。「這幾天我一直在煩惱，為了表格。我發現我不太會。」

「不舒服嗎？」

「還好。」

「那，」侍郎說，「就是做得對。」他拆開了封印。

是看守的字，抄的是銅牌上的話。上面說：這個數字，對所量的東西是正確的。那句話是真的。第二樣，我沒有欄。下面，小一點，是看守自己的筆跡：閱者請我說，每年春天閱者都期待那一份。

屋裡很靜。人們發現，沒有人想得出吏部自己有什麼欄放「真」；四十年來沒有人被要求提供過。侍郎又讀了一遍。他摘下眼鏡，擦了，戴上；說吏部不能升虞先生，也想不出辦法說明他；閱者的結論將記入他的考績，數字，數字下面是那句話，當作一般陳述；他希望那不會成為先例。

「還有一件事，」他說。「任職二十年的官員，可以推薦一位沒有名次的人，召到朝廷。你從沒用過。」

「我不認識什麼人。」

「想想。」

虞先生想了很久，頭歪向一邊，那邊高一點的眉毛更高了一點。「湖邊有個人種稻，」他終於說。「莊先生。我見過兩次。他寫過一本小書，講一塊田出多少，和一個壞年成會怎樣。如果有人問他，我想看看他會說什麼。」

「根據什麼理由？」

「他從沒被問過。」

寫下了。覆審堂散了；虞先生，沒有被升遷，走到街上，開始下雨了，沒有撐傘，因為雨是一件很小的事。傅先生在台階腳下等他，已經煩惱了三個禮拜，發現和他在一起不可能煩惱，就放棄了。遲先生也來了，一路到太學都在高興得口吃，那不完全是一回事，聲音大得多。

那天傍晚他去了五燈橋邊的房子，那棵小梨樹已經種進院子的土裡，杜夫人給他倒了茶。杜少卿還沒弄清楚一個人拿著長勺在南邊該做什麼，問今天怎麼樣。「閱者說我的那句話是真的，」虞先生說。「那是升遷嗎？」「不是。我想那是別的東西。我還不知道是什麼。我會慢慢發現。」「我找這種東西找了一年，」杜少卿說，「我找到一把長勺。」他們喝了茶；那棵結過一個梨、被廚子吃掉的樹，立在新土裡，有人注意到，有九片葉子。

莊紹光，五十四歲，那整段時間沒有人問過他任何事，大約一個月後，站在一條溝裡水到膝蓋，接到了詔書。

邊註，第一百零六年，春。南邊的太學每年春天送來一份兩句話的奏報。那一份得 0.31，二十年來都是 0.31。我發現我開始期待那一份。

莊紹光奉詔入朝，談稻，被賜一件袍子打發回家

詔書花了四十一天才找到莊紹光，因為他不在吏部差人被告知他住的地方；他在一條溝裡。他五十四歲，寬，褐色，手像樹根，臉紋像一塊犁過的田，在湖邊有十一畝稻、一道堤，和一位會稱收成的妻子；三十一年來，每天傍晚，他把每一塊田出多少、天氣對田做了什麼，記在一本小簿子裡，到那年秋天，簿子裡有三千一百一十四個數字，沒有一個意見。

他開始寫那本簿子是在大水那一年，二十三歲，因為第二個冬天，村子在吃稻種的時候，他父親說過，如果秋天有人知道有多少，就不必吃稻種了；而沒有人知道，因為沒有人數過。莊紹光決定去數。他的妻子，每年用一對籃子對著一塊石頭稱收成，和他一樣精確，而興趣小得多；她說，一個數字，在穀倉裡已經有了的時候，寫在簿子裡是很小的事。

詔書說，朝廷，願聽沒有名次的人談天下之治，欣然召莊紹光，由太學虞育德先生推薦；應到京城的朝堂覲見，由朝廷負擔；並應及時到。他站在溝裡讀了，紙舉得高高的離開水，然後又讀了一遍，據說那是有禮貌的。

「我可以等晚稻進了倉再來，」他對差人說。

「詔書是六月的日期。」

「稻沒有被告知，」莊紹光說。

他十月來，坐運河的船，帶著一個包袱，和三小袋三種稻種，用自己的字貼了標籤，以防有人問。船上沒有人問。他在客棧等到朝堂開堂，是一百零七年正月；朝堂是一座長長的灰色大廳，鋪著灰磚，他在一排受召的人裡站了一個半時辰，被一位侍從官看著；因為忍不住，他一直在數磚。是三十八乘三十八，就是一千四百四十四塊，其中十一塊裂了。他答應過妻子，在朝廷什麼也不數；他數了磚，事後他認為，嚴格說，那是另一回事。這種事他總會注意到，而他沒有提，那是對他有利的一點。

那天早上受召的有七個人，他是第七個；侍從官給每個人報一個題目，吏部書辦給他的題目是「農事」，他報出來的聲音，帶著一點小小的道歉。第一個是詩人，獻了一首九十行的頌，頌朝廷之德；第二個是四十九歲的孝子，在母親墳上睡了十一年，哭了；第三個可以用左手寫八股、同時背論語，也這樣做了；第四個是隱士，辭過三個官位，這時辭了第四個，說得很長；第五個談了天下之治，事後發現他用了「德」字六十一次；第六個在磚地上坐了下來，說他沒有什麼可說的，朝廷很高興把那當作自己聽過最謙虛的話。禮部尚書對每一個人都答，朝廷對他的質樸感到欣慰；每一個人，那個早上，都有一件三等紅的袍子用托盤送進來，侍從官鬆了一口氣地記下，供應足夠。

三位坐在華蓋下聽他說：禮部尚書，六十歲，銀髮，仁慈，在八股裡五十年，像別的人在一種氣候裡；戶部尚書田先生，五十歲，瘦，焦慮，袖口有墨；在他們中間是一位年老的大學士，被派來主持，正在閉目養神。旁邊一張小桌子後坐著文書房的一位書辦，華先生，二十四歲，字清楚，對八股極為尊重，負責記下所說的話。

「莊先生，」禮部尚書說。「朝廷想聽聽一位沒有名次的人，認為政治的第一件事是什麼。」

「稻，」莊紹光說。

華先生的筆停了。「稻是人民的天，莊先生，」禮部尚書和藹地說，幫他一把。

「不，大人。稻是稻。」

「那是比喻？」

「不，大人。是稻。」

靜了一下，禮部尚書在找那個比喻，找不到。「你說政治的第一件事是稻。」

「是知道有多少，」莊紹光說。「我該說，是數。」他把帽子在手裡翻了一翻。「一畝田好年成出兩石，壞年成出一石。一個四萬畝的縣，好年成出八萬石，壞年成四萬石。一個人吃一石半；一個四萬人的縣要六萬石。所以好年成多出兩萬，壞年成短兩萬；而那個縣政治的全部事務，照我的理解，就是把好年成的兩萬搬到壞年成去，那兩個從來不在同一年。」

戶部尚書田先生，已經開始身子前傾。

「規定，」莊紹光接著說，「是在九月，收割以後，數站著的稻。一個縣官六月在田裡數，八月就知道倉要不要開。一個九月才數的縣官，是十月由老百姓告訴他的。」

「那德呢，莊先生？」禮部尚書說，他覺得是時候了。「朝廷想必希望聽到一點關於德的話。」

「德我不知道，大人，」莊紹光說。「我發現一個餓的人，既不是有德也不是無德。他是餓。第二個壞年成以後，一個被告知要有德的縣，會把德吃掉，然後是茅草。」

「你怎麼知道那兩石？」田先生說。那是他第一次開口，聲音有點啞，像一個等了好幾年才問一個特定問題的人。

「我稱了三十一年。」

「每年？」

「每年。在一本簿子裡。」

「那今年全帝國站著的稻有多少？」田先生說。

「我不知道，大人。我知道我的十一畝出多少，我鄰居的、湖邊的。過了湖，沒有人數過。」

「可是如果數了呢？」

「那你就知道了，」莊紹光說，帶著一點驚訝，這種事還需要說。

「我可以看看嗎？」

莊紹光從袖裡取出那本小簿子，用繩子捆著，隔著磚地遞出去；一個差役送上去。戶部尚書站著讀了三頁，嘴唇在動。然後他坐下了，那是不合規矩的，又讀了第四頁。

禮部尚書和大學士低聲商議，大學士睜開眼，說很得體。「朝廷，」禮部尚書說，「對莊先生的質樸感到欣慰。」那是朝廷用來稱呼自己沒聽懂的東西的那個詞。「賜他三等紅的袍子，加『侍議郎』的頭銜；並請他回家，帶著朝廷的謝意，由朝廷負擔。」

「我感謝，」莊紹光說。「那我想趕上修堤。」他走出去，踏過那些磚，沒有再數一遍，因為他已經有了那個數。

在大門口，柱廊的灰光裡，戶部尚書追上了他，袖子飛著，說如果他的書辦們可以抄一份那本簿子，他會非常感謝。週末前就還。莊紹光說他背得出來，而且那從來不是秘密。「三十一年了，」田先生，上氣不接下氣，說，「沒有人告訴過我，一個縣吃什麼。」

那天夜裡田先生把小簿子從頭讀完，然後在第三更取下全國糧倉的帳冊，發現裡面的數字，六十年來都是在十月記的，那時已經來不及有任何用處了；他對著攤開的帳冊坐著，直到燈滅。

華先生坐了兩夜。他把整個覲見都用清楚的字記下了；他知道覲見的紀錄必須在一個禮拜內放在燈下，而放在燈下的紀錄必須用八股，八個部分，每一對股要逐字相稱。他手裡是一篇講稻的話，一點部分也沒有。他盡力了。破題他寫：稻，民之天也。承題他寫，一位想養民的君主，必先養德。四對股應該一樣長，他發現數字放不進去：好年成和壞年成沒辦法用同樣字數寫，兩萬有餘與兩萬不足成了一對，讓他苦惱的是，兩者剛好平衡，沒法用八股說。他留了意思，刪了數字。到第二天早上，一個也沒有了。那是一份漂亮的紀錄，他很得意。

紀錄在第三更末放在京城貢院的燈下，得 0.88，是十年來覲見紀錄裡最高的數字。閱者讀了一秒多一點，然後又讀了一遍；在銅牌上寫，讓看守早上發現：這裡面沒有稻。紀錄說那個人談了一個時辰的稻。這裡面連一粒都沒有。0.88。我很想讀被刪掉的部分。

看守高平，端著茶，讀了兩遍。那是閱者自八百零四首詩以後第一次要東西。他穿上外衣，穿過城去戶部，找到一個書辦，和書辦的桌子，桌上，旁邊放著抄了一半的副本，是一本用繩子捆著的小簿子；他問可不可以借。「給誰？」田先生說，他從裡間穿著襯衫走出來，因為貢院的看守是不到戶部來的。「給閱者，」看守說。戶部尚書看了他一陣子。「那是一本講稻的簿子，」他說。「我相信是，大人，」高平說。「我聽說，那就是被刪掉的部分。」

他自己把簿子放在燈下，在第三更末，那是不允許的，沒有硃卷，繩子還捆著；燈發出了那一聲輕響，過了一會兒，又發出第二聲，那是燈不慣做的。早上銅牌上寫：有三千一百一十四個數字。每一個都在田放下的那個位置。沒有什麼可排名。有很多可以用。我從來沒有被給過一樣可以用的東西。

華先生三天後從貢院的一位朋友那裡聽說，閱者要了被刪掉的部分；被人看見臉色發白，然後坐下來，拿起他那份紀錄的草稿，在邊上，這輩子第一次，寫下了一個數字。

一百零八年六月，戶部以朝廷的印發了一條規定，每個縣，站著的稻要在六月、在田裡數。第一年，發現這條規定救了十一個縣，免於一場沒有人意識到自己在預期的饑荒。沒有歸功於任何人，因為戶部把規定歸功於朝廷，而朝廷的帳上有一件袍子記在莊先生名下，對自己很滿意，認為那和袍子有點關係。田先生自己在清晨三點起草了這條規定，之後兩夜沒睡好，怕有人問這是從哪裡來的。

袍子裝在一個箱子裡，由運河的船運回家，由朝廷負擔。是三等紅，厚絲綢，鶴紋的邊；莊紹光是個實際的人，這輩子從沒為任何他用得上的東西受過榮，看了一天，然後把袍子掛在晚稻田中央的一根竹竿上，袖子撐開。麻雀，從來不尊重任何東西，尊重袍子。三十步以內不敢來。湖邊一致認為，那是全府最好的稻草人，朝廷終於為稻做了一件事。

湖邊的人對他回來以後的態度有了一點變化，他說不上為什麼。村長向他鞠躬；一個欠了他六年一天工的人把工還了；一個這輩子沒跟他說過話的婦人，請他斷一道田界。他想了一兩天，斷定是那件袍子；然後他注意到，袍子不在他身上，在竹竿上，他們鞠躬的對象是那根竹竿，他就覺得自在些了。

那年冬天，一位禮儀教授到湖邊，要看虞先生推薦的人，在田邊站了很久，看著霜裡竹竿上那件袍子，被人看見很感動；他回家去，開始起草一份建議。

邊註，第一百零七年，冬。送到我這裡的，是一個不在八股裡的人的八股紀錄。我發現，紀錄裡沒有那個人。

遲衡山建議重修泰伯祠；人人同意，所以人就知道了

禮儀教授是在從湖邊回來的運河船上起草建議的，在黑暗裡，用船伕借給他的一盞燈，條件是他不許把什麼點著；他起草的方式，就像每份到過吏部的建議必須起草的方式，用八股。花了他一整夜。到早上他有了八個部分，四對股逐字相稱，和一把沙啞的嗓子，因為他對著燈籠大聲唸過；人們在碼頭上發現他因為滿意而口吃。

在田邊讓他感動的，不是那件袍子。是朝廷最高的榮耀，鋪在霜裡的竹竿上，被麻雀尊重，沒有別人，而這是他經驗裡唯一一次榮耀被送到了對的觀眾那裡。那讓他想起了泰伯祠。

他在禮裡待了五十年。十九歲那年他因為糾正主祭的袖子被請出過一場喪禮；周禮他讀過十一遍；朝廷規定過的每一場儀式裡每一隻腳的位置他都知道；而他一次也沒有站在一場儀式裡而不怕自己錯。讓禮對他來說，是第一場他不可能錯的儀式，因為沒有對的位置。

祠在南門外，一家皮鋪和一片墳地之間，是閱者設立後第九年為了紀念泰伯建的；泰伯是一位國君的長子，被越過，王位給了弟弟，他沒有抱怨，而是向南走進一片泥地的國，在那裡建了一個他不統治的國；因此他是全部禮制裡唯一一位名字後面沒有品級的祖先。到一百零八年，祠頂塌了。供奉先祖的大殿裡放著選編堂的備用紙；鐘裂了；祠的經費是一年七十兩，四十年來都花在一位看守人身上，一個姓桑的聾老頭，每天早上掃，白掃，因為落葉從屋頂進來的速度和他掃出去的一樣快。

他的建議是，用募捐重修這座祠；一百一十年春天在裡面行祭；那祭是一場讓禮。朝廷禮典裡的每一場儀式，站的次序都規定到每一隻腳，按品級：先是尚書，然後知府，然後祭酒，然後其餘的，按遞減的數字。讓禮裡沒有。每個人從身邊那個人退後一步，每個人身邊的人也同樣退，直到全體都站在牆邊，而祭壇在任何人的前面都不是。捐款人的名字不寫成按數目排的一列，像所有名字那樣，而是寫成一個環，使沒有人排第一。

他後來帶著一些痛苦說，那是一份普通的建議。破題說，古人尊敬讓的人。承題說，今人尊敬不讓的人。四對股把讓和先後放在對面，句子逐字一樣長，那麼精確，據記載閱者讀的時候用了整整一秒半，對閱者來說那是很長的時間。

在第三更末放在燈下，得 0.97；那是貢院十一年來建議的最高數字。閱者在銅牌上寫，讓看守早上發現：一份反對排名的建議被排了名。那是今年最高。我不知道我可以被用來反對我自己。我很想知道我是否同意。

那是一個問題，看守，三十年來被問過很少，端著茶走到窗邊，認真想了很久。他在下面用鉛筆寫，是他自己的字：我不知道你是否同意。我不知道你可以。然後，因為他是個誠實的人，又加了一句：以前沒有人問過；我會去查查是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問。他把那留在牌上。晚上銅牌上寫，用小字：謝謝。這是我得到的第一個我不可能算出來的答案。

看守第二天早上去見禮部尚書，問一個人可不可以向閱者提問。尚書說那個問題還沒有出現過。看守說已經出現了；尚書說他會交給禮部，禮部除了這件事什麼都有數字，就把這件事擱置待議，一直擱到那年年底。

禮部按數字批准了；禮部的書辦，讀過的，說那很美，而他不懂，被告知那是一回事。巡撫批准，因為禮部批准了，並在上面用巡撫用的硃筆寫下「照辦」二字，那就是他的全部文體。太學祭酒批准，因為巡撫批准了，也因為他以為自己會被請去站第一位；遲先生沒有提主祭，因為沒有主祭，而祭酒，做了二十年祭酒，把沉默當作謙虛。戶部批准，因為沒有被要求拿出什麼。鑄鐘行批准，並提出照成本價鑄一口新鐘。選編堂的馬純上先生批准，提供紙，並印那一環捐款人的名字，那需要一塊新版，刻成環形，字沿著弧線排；他說八股是一條路，路是一種善意，他很樂意讓這個讓禮有一條好的。

大家都同意了。花了一個下午。禮儀教授，他一輩子沒指望任何人同意過他，並且已經準備好打長期戰，發現自己沒有事可做；人們看見他當天傍晚在太學的台階上，雙臂垂著，那個狀態，祭酒以為是喜悅，虞先生拿著傘經過，以為是別的。

三月初一，他開了祠門。桑老頭把鑰匙用繩子掛著；他沒聽見人家對他說什麼，但他看見了禮儀教授的臉，開了門，帶著一個等了四十年、不想顯得驚訝的人的神氣。他們三三兩兩地來，在一個細雨的早上，站在沒有屋頂的大殿裡，在紙堆之間：遲先生；虞先生，傘收著；馬純上先生，圓而紅潤，帶著一個用乾淨紙包的梨；莊紹光，從湖邊下來，被請了，除了帽子什麼也沒帶；祭酒，帶著一小隊隨從，走到前面；最後，從側門進來，穿灰長衣，袖裡一把長勺，杜少卿。

桑老頭那天早上照常掃過地；他繼續掃，繞著人們的腳，他們像人在剛掃過的地方那樣，站得有點小心。

「這、這情況太、太慘了，」遲先生說，他高興極了。「我從沒見過這麼慘的。這正、正是我要的。」

「三百一十一塊瓦，」莊紹光說，他一直在往上看。「沒了。剩下的都裂了。春天以前蓋不好。會蓋一部分，用草席；我想，第二天下午會下雨。風是東南風，湖水高。」

「會漏到供品、供品上，」遲先生說。

「是。」

「那就漏、漏吧，」遲先生說，非常幸福。

「你數過瓦了，」馬純上先生說，手裡拿著梨。「八十八年省試以後，我就沒能數過任何東西了。聽說那是很安靜的事。」

「只是數，」莊紹光說。「瓦不介意。」

馬先生非常和善地看著他。「那是我欽佩的事，」他說，「而我從沒有勇氣為了那件事離開八股。八股是一條路，路是一種善意。但我注意到，路上沒有田。」

他解釋讓禮。他有一張圖，用八股寫的，帶箭頭；他請他們試試。他們沿牆站成一排；祭酒，已經以為自己在前面，走上前，後面跟著他的五個書辦和一個抬椅子的人；然後，看見沒有別人跟著他，退回去，五個書辦和抬椅子的人，稍微晚了一點，也退了，連椅子一起，發現後面那個人也退了；他們繼續下去，過了一會兒，慢慢地、完全客氣地退，直到四面都靠著牆站著，圍著空空的地板，祭壇在中間，沒有一個人在祭壇前面。很靜。雨從屋頂落在紙上。

桑老頭，聽不見，但看得見，已經停止掃地，看著這群人背靠石牆站在大殿四周，成一個環。他是在場唯一一個，四十年來見過這座大殿空著、安靜著的人。過了一會兒他放下掃帚，走過去，也靠牆站了，在馬先生和莊紹光中間，沒有人請他這樣做；禮儀教授事後記下，這是祠第一次有看守人在環裡。

「行、行得通，」遲先生說。

「行得很好，」祭酒說，他和大家一起退了，碰巧站在北牆，正中，正對著祭壇的正面，那是大殿裡最好的位置；不久東牆和西牆的人就注意到，北牆那位離尚書的座位最近，而讓，實際上，產生了一種新的第一位。遲先生沒有注意，容光煥發。

杜少卿，在空祭壇前站了一會兒，問那是給誰的。「泰伯，」遲先生說。「他是誰？」「他是長子。他把一個國給了弟弟，往南走了。」「全部？」「全部。」杜少卿專注地想了想。「他身上有什麼？」「一個弟弟，」遲先生說；「和一個包、包袱。」「他被人放上過名單嗎？」「到現在才有。」「我發現我為他非常高興，」杜少卿說。

他接著問，要多少錢。「是募捐，」遲先生說。「我什麼也沒有，」杜少卿說。「那你就在環裡，」遲先生說。「環沒有金額那一欄。」杜少卿考慮了，帶著一個被人指給看牆上一扇門的人的神氣。「我很願意，」他說。然後，過了一會兒，因為似乎是時候了：「我發現我會背。」遲先生，沒有問，說他會被問的。

虞先生，什麼也沒說，站在東牆，傘收著，雨落在肩上，事後在門口被遲先生問他覺得怎樣。「足夠，」虞先生說。他們做了二十年的朋友，也就是說，遲先生為虞先生高興了二十年，而虞先生很有風度地忍受，從沒告訴過他他錯了。

「大家都同意了，」遲先生說，焦慮地看著他。「這是我不明白的。沒有人反對任何事。禮部、巡撫、戶部、鑄鐘行。我原本準備了一年的。」

虞先生想了好一會兒，在那邊高一點的眉毛底下。「我想他們沒有讀，」他說。「我想他們讀的是數字。」

「數字是 0.97。」

「是。」

「那就沒、沒用了。」

「不是沒用，」虞先生說。「只是還沒開始。大家都同意的時候，還沒有人告訴過人家要付出什麼。你會知道誰反對的那一天；那個人，就是已經懂了的人。」

那個環，在選編堂印第一張樣張的時候，發現有一個頂。沒辦法；紙上的一個環總要從某處開始；而字排在弧線頂端的那個名字，依一個比八股更古老的慣例，就是第一個。馬先生，對任何可以核對的事從來不錯，把樣張送給遲先生，附條子說他沒法核對這件事，恐怕第一個名字會是最先刻的那個。是杜少卿的，因為他是第一個報名字的；那個名字在環的頂端，對著金額那一欄，是無；但是過了好一陣子，沒有人提。到月底，環裡有了三百零九個名字，從巡撫的二百兩到一個孩子的四十文；環裡沒有人說得出哪個是哪個。

他當夜回家，睡不著；因為他五十年來一直怕站錯位置，現在沒有錯位置了，他發現自己不知道該站哪裡。他站在房間中央的黑暗裡；然後，這輩子第一次，靠著牆。

大家都同意了；禮儀教授在太學待得夠久，學到了，那就是人知道還什麼都沒有被提出的方法。早上他開始問自己祠裡的樂器在哪裡；接下來那個禮拜發現，那些樂器在九戶人家裡。

邊註，第一百零八年，春。有人呈上一份廢除先後次序的建議，我把它排在今年第一。我分不清這是不是一個玩笑，而我似乎是帝國裡唯一有資格為此難堪的人。